教育失配、社会流动与优绩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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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矣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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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钧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教育失配、社会流动与优绩主义观念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赵青矣、史海钧

责任编辑 |赵梦瑶

本文基于地位不一致理论，采用教育失配视角刻画个体在不同分层系统所处地位之间的张力，并在社会流动的动态背景下阐释优绩主义观念的形成机制。基于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职业与教育的纵向低配会显著削弱公众在总体性和个体性两方面的优绩主义观念；而代际与代内的长距离向上流动则能够抑制职业—教育纵向低配与优绩主义观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表明，优绩主义观念不仅反映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同时也受多元分层体系下的地位张力及其历时性变动过程的共同影响。

一、引言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现代性的根基之一，其背后蕴含着帕森斯式的社会愿景，即在获取社会报酬（如职业成就）的过程中，自致性因素（如努力、能力等）比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Weakliem et al.，1995）。通俗而言，优绩主义的核心可概括为“努力+能力=成就”这一价值等式。在此等式下，个体在平等的机会结构中付出努力、发挥能力，进而取得成就，成就因而被视为与努力高度匹配。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大众化和理性化，优绩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并成为诸如标准化入学考试、泰勒制企业管理等诸多核心制度的价值依托。从现实发展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自致因素对个体的赋能作用确实逐渐增强，并持续推动社会向优绩主义所期许的方向演进（Treiman,1970）。

在个体层面，优绩主义观念则进一步反映出个体对社会不平等及资源分配状况的整体性认知（李忠路，2018）。若个体长期持有优绩主义观念，即认同成功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那么他更倾向于将自身境遇归因于个体因素，而非结构性或外在因素，从而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正如优绩主义概念的提出者杨（Michael Young）在其著作中所言：“所有发达社会……都或多或少地信奉机会平等，而这将使得不平等合法化”（Young,2006:73）。正因如此，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西方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优绩主义引发了巨大争议。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指出，优绩主义价值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桑德尔，2021:12）。它在逻辑上忽视了天赋、努力和成果背后的先赋性差异，以及不同群体机会结构的不平等，进而引发对其正义性的质疑（罗尔斯，1988:77-78）。例如，优绩主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和地位的分配不公，因为它以个人能力和成就为主要依据，而这些往往与个人的出身背景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个体层面，优绩主义可能引发焦虑、急躁和对失败的过度自责，进而防碍个体的长期发展（Madeira et al.，2019）。在社会层面，优绩主义使得优胜者容易滋生傲慢情绪，而失败者不但面临物质困境，还要承受污名和社会羞辱。长此以往，怨恨情绪在底层不断积累，最终可能激发破坏社会团结的民粹主义（马科维茨，2024）。现实中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等现象，都反映了民粹主义在当代政治中的兴起（Norris & Inglehart,2019）。

具体到中国情境，尽管中国是否完全属于优绩制社会尚有争议，但优绩主义的价值观念已被广泛接受，并在高考等教育制度中扮演核心角色（刘铖等，2024）。在教育领域，优绩主义一方面激励学生追求卓越，带来学习热情提升、竞争意识增强和成就意识提高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给学生带来心理压力增大、兴趣与创造力受抑制以及家庭关系紧张等负面效应。在经济领域，怀默霆（Martin Whyte）的研究指出，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伴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但大多数中国人在优绩主义观念影响下，对收入分配差距持接受态度，并对市场经济抱有信心，这有助于缓解社会紧张关系（Whyte,2010:181-200;Whyte,2016）。然而近年来，中国公众对优绩主义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优绩主义可能导致急躁、焦虑、恶性竞争等不良心态，社会舆论也开始呼吁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绩”与“优”，而非采用单一维度的评判标准（冯婷，2023）。若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上述变化背后的成因，则需进一步探究优绩主义观念的形成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化论和结构论两个视角理解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文化论更多侧重于分析中国人优绩主义观念的历史文化根基。一方面，科举制度支撑了中国长期的高社会流动性（何炳棣，2019），使“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观念深入人心，构成了优绩主义价值的制度渊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然的运作，进而形成了“先赋应得”的观念，这使得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先天的不平等本身具有合法性（谢宇，2010），从而动摇了桑德尔式优绩主义批判的逻辑基础（刘铖等，2024）。在文化论的假设下，同一社会中的个体在统一的文化熏陶下本应形成趋同的优绩主义观念，但这与现实中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迥异的优绩主义观念并不相符。因此，更多社会学者尝试引入结构论的视角来解释上述差异。首先，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尤其是教育、健康、经济机会和社会网络等方面的不平等，通过信息隔离等机制塑造了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Mijs,2018;Mijs & Savage,2020;柳建坤，2024）。其次，个体在特定分层系统中的位置也会影响其对优绩主义的感知。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教育和职业两大分层体系展开。关注教育分层的学者发现，在我国情境下，教育成就与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唐明昊、李忠路，2022），但在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这可能与不同国家在社会不平等的总体水平（Liu & Wang,2025）、教育制度与教育回报（Zhu,2025）等方面的差异有关。关注职业分层的学者同样观点不一。一派学者认为，优势阶层有维持特权的动机，因此更具优绩主义观念，此时优绩主义为其优势地位提供了合法性（Reynolds & Xian,2014；Newman et al.，2015;李忠路，2018）。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弱势阶层抗风险能力较差，更有可能通过合理化自身目前的处境，即认可当下的社会差距是优绩主义原则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来获得对自身生活的确定感（Jost & Hunyady,2005;Ledgerwood et al.，201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刺激的增加，弱势阶层的优绩主义观念将逐渐弱化（Tang et al.，2025）。

结构论虽深化了我们对个体优绩主义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但其往往将优绩主义视为由单一结构位置静态决定的，忽视了结构本身的复杂性与个体位置获得的过程性。事实上，一方面，不同结构位置之间存在张力，上述研究仅孤立地关注职业或教育维度，却未注意到尽管不同个体在某一结构维度上处于相同位置，但他们在其他结构维度上可能占据截然不同的位置，进而导致不同分层体系间的地位不一致。另一方面，结构位置还具有过程性。已有研究只关注个体获得的位置本身，却忽视了占据相同位置的个体到达这一位置的生命路径可能完全不同。个体在形成包括对人生整体成败的归因等观念时，真正参考的正是这些动态演变、多元交错的结构性坐标，而非高度简化的教育或职业地位本身（Hitlin & Elder,2007;McLean & Pasupathi,2012）。这也解释了为何同样持结构论视角的学者会在分析中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本文认为，只有将表征结构位置内部张力和形成过程的要素纳入对优绩主义观念的分析中，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特定价值观念的形成机制。

回到优绩主义的定义，即“努力与成就相匹配”，在中国语境下，若将职业获得视为反映社会成就的核心指标，那么世俗意义上衡量个体努力和能力水平的主要依据便是教育获得（Evans & Kelley,2004）。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失配，特别是其中的纵向失配，即个体的教育水平与其职业所需不匹配的现象，不仅凸显了教育与职业两大分层体系之间的张力，还与优绩主义在概念逻辑上高度契合（Voces & Caínzos,2021），因此成为本文实现上述理论目标的理想概念工具。事实上，杨最早提出优绩主义概念时便指出，当优绩主义成为主导意识观念时，那些奋斗有余但运气欠佳的社会成员可能承受巨大压力，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关注（Young,2006）。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教育失配群体中“职业—教育纵向低配”（以下简称“纵向低配”）的人群而言，其职业所需教育程度往往低于实际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既承受着优绩主义之梦破碎的伤痛，还可能面临来自社会中优绩主义追随者的道德批判。总之，通过引入教育失配特别是其中的纵向低配这一典型的地位不一致状况，本文旨在从分层体系的内部张力出发，理解优绩主义观念的形成过程，并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状况形成呼应。

进一步而言，如果说纵向低配体现了结构位置的内部张力，那么社会流动则展现了这些位置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形成过程，进而反映了结构位置的过程性。事实上，当个体在结构性坐标系的各个轴线上得到定位时，位置获得的动态过程很可能成为影响其效应的边界条件（贺达，2023）。具体到本文的情境，若个体相对父辈或初职已实现地位提升，那么地位不一致的负向效应很可能被地位跃迁所带来的正效应抵消，纵向低配对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便可能减弱。

综上所述，本文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2018、2020和2022年的数据，运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纵向低配对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以及社会流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这一思路弥补了传统结构论从静态、单一维度理解优绩主义观念的不足，尝试从地位不一致的角度刻画多元结构系统内部张力对优绩主义观念形成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入社会流动要素，阐明动态的位置获得过程如何形塑这一关系。这不仅拓展了关于优绩主义观念形成机制的理论视野，也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状况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地位不一致视角下的纵向低配与优绩主义观念

地位不一致理论为学界理解不同分层体系内部的张力及其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顾名思义，地位不一致是指个体在不同分层标准下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这一思路源于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社会分层遵循三种不同标准，即权力、经济资本与社会声望（Weber,2018）。这些要素之间既存在连贯性和一致性，也可能发生错配。根据哈特曼（Moshe Hartman）的经典论述，当多元地位系统存在，这些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且不同地位系统能够在同一参照系下以彼此为“分母”进行比较时，地位不一致理论便可作为解释个体社会后果的有效视角（Hartman,1974）。这也意味着，地位不一致研究往往以某一地位系统为参照系，而以另一地位系统为对照来进行。

在实证研究方面，伯努瓦-斯穆尔安（Emile Benoit-Smullyan）最初尝试从制度视角探讨地位不一致的主导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差异（Benoit-Smullyan,1944）。伦斯基（Gerhard E. Lenski）提出的“结晶化”（crystallization）概念标志着学者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提炼。结晶化程度的高低反映了个体在不同分层标准下的一致性程度：在高结晶化社会中，个体在教育、职业、收入等维度上的优势高度同构；而在低结晶化社会中，同一个体在不同分层维度上的地位则可能有所差异（Lenski,1954）。从宏观上看，高结晶化意味着社会结构相对固化，而低结晶化则对应着更具活力和流动性的社会（Hope,1975）；从微观上看，即使在结晶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地位不一致仍会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社会偏见滋生（赵频等，2001），并进一步引发社会行为变化，甚至成为社会冲突或社会变革的导火索（Goffman,1957）。总的来看，地位不一致的逻辑可概括为：当个体在不同分层体系标准下的位置存在张力时，这种张力本身就会促使个体行为发生改变（Wiedner,2022），并引发相应的社会后果（Stryker & Macke,1978）；尤其是当个体所经历的地位不一致与某一社会叙事在要素上相似时，地位不一致对个体关于该叙事认同度的影响更为显著。例如在中国，私营企业主面临的“政治—经济地位不一致”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叙事相契合，从而导致该群体的地位认同长期偏低（范晓光、吕鹏，2018；Jin et al.，2019）。

地位不一致有多种具体的表现形式。美国学者基于美国社会中主导的支配结构，总结了三种对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分层系统，即教育、职业和种族（Jackson,1962）。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下，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同发展，种族并非主导性的分层维度，职业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张力因而更为凸显：职业是工业社会中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依托（Goldthorpe & Marshall,1992），而教育则是文化资本在制度层面的集中体现（Bourdieu & Passeron,1990/1970），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分层系统。这也解释了为何秉持结构论的学者多从这两个维度出发理解优绩主义观念。因此，教育与职业之间的不匹配特别是纵向失配，不但在理论上是地位不一致的典型表现形式（Wiedner,2022），而且对于理解我国情境下的地位不一致现象尤为重要。

回到本文的核心语境，作为一种社会叙事的优绩主义通过“努力+能力=成就”的价值等式构建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恰好与纵向低配所表征的地位张力相契合，因此符合地位不一致引发心理与社会后果的理论逻辑。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地位的高低是世俗意义上衡量个体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尺；换言之，它直接表征着等式右侧的“成就”。而我国以标准化成绩为准绳的升学考试，长期被视为依优绩主义原则设计的最理想制度模式（刘铖等，2024），家庭背景等非优绩因素难以直接转化为升学结果（刘精明，2014），教育获得因此成为等式左侧个体能力与努力水平的最佳写照。而教育失配特别是其中的纵向低配，本身即意味着个体陷入了成就低于能力与努力的境况。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相较于教育匹配者，纵向低配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境显著更差（李晓光等，2023）。与不利的社会处境并存的是主观心态的恶化。研究发现，纵向低配会对劳动者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Xu & Chen,2024）。这些现象共同表明，纵向低配者亲身体验了优绩主义价值等式的失效。而对于这些自身经验明显背离了优绩主义叙事的个体，其优绩主义观念很可能显著弱化。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职业—教育纵向低配会削弱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

（二）地位不一致、社会流动与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变化

地位不一致反映了不同分层系统之间的结构张力，但该理论对位置的考察仍是静态的。在特定时点上，当个体的社会位置由不同坐标轴唯一确定时，不同个体在位置获得的动态过程上呈现的差异便凸显出来，社会流动因而成为形塑绝对位置影响力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对于地位不一致而言，由于其与社会流动在定义上共享相似的逻辑结构，即二者都体现为不同地位之间的差异，因此学者长期认为在分析中应对二者进行联合考察（Blalock,1967;Hope,1975）。更为重要的是，地位不一致与社会流动不仅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它们对社会后果的影响也存在交互作用。正如该领域的先驱伯努瓦-斯穆尔安所指出的，社会流动是影响地位不一致社会后果的关键因素（Benoit-Smullyan,1944），因为不同的地位获得过程意味着同一客观地位状态对个体具有迥异的意涵（Sorokin,1927，1947）。

从整体上看，经历过向上社会流动的个体通常会对其当前社会处境更为满意。首先，随着近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社会流动模式正从长距离的“高铁模式”转向短距离的“地铁模式”（李煜，2019）。在这一背景下，实现向上流动尤其是长距离的向上流动，本身已构成一种难得的客观成就。另一方面，心理学研究指出，个体会根据自身的生命史与现状的关系来调整心态（Markus & Nurius,1986）；换言之，向上流动也为个体带来了主观上的宽慰和补偿。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经历向上流动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李芳芝、张焕明，2021），也更容易产生高于其客观阶层地位的主观阶层认同（方长春、马逸轩，2023）。具体到本文情境，虽然纵向低配者在自我经验层面否定了优绩主义“努力+能力=成就”的核心主张，但对于其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的个体而言，他们也会因当前地位相较于起点有显著改善，而对自身成就给予正面评价。

据此，我们认为向上社会流动很可能对纵向低配导致的优绩主义观念下降起到缓冲作用。经历过向上社会流动的纵向低配者，虽未凭借努力和能力获得与之相称的职业地位，但他们也确实经历了相对出身的明显改善。这一方面大大缓解了因地位不一致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个体对自身成就的认可度，因此其优绩主义叙事认同度的降低幅度可能更小。更抽象地看，这意味着静态的地位不一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被地位的动态流动补偿。正如已有研究所证实的，在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下，各阶层对优绩主义价值的认知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Wang & Olivos,2024）。

本文从个体职业地位的变动出发考察社会流动。职业阶层是工业社会中社会地位最核心的表现，这使职业流动长期成为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关切（李路路等，2018）。职业地位的重要性也使得向上职业流动能在个体心理层面带来较强的成就感提升，从而更好地弥合纵向低配者所感知的努力与成就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减轻其对优绩主义价值的否定。根据参照点的不同，职业流动又可分为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前者指个体当前职业地位与父代职业地位的比较，后者则指向个体当前职业地位与其初职地位的比较（李煜，2009）。依照上述逻辑，无论是相较于父代职业地位的提升，还是相较于初职境况的改善，都能缓解纵向低配对优绩主义信念的抑制作用。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它们与假设1共同体现了本文的核心理论旨趣：弥补传统结构论从单一地位出发、静态地理解优绩主义观念的不足，通过引入教育失配中“职业—教育纵向低配”这一蕴含张力的地位状态概念，并在社会流动的动态条件下阐释此种地位张力如何影响优绩主义观念，从而丰富对优绩主义的解释逻辑。

假设2.1：代际向上社会流动会削弱职业—教育纵向低配对优绩主义观念的抑制作用。

假设2.2：代内向上社会流动会削弱职业—教育纵向低配对优绩主义观念的抑制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样本。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聚焦于中国居民的多维信息及其跨年度变化，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鉴于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仅在2018、2020和2022年的CFPS数据中涉及，我们决定重点分析这三期数据。在数据处理方面，我们首先将三期数据进行合并，并针对每位受访对象仅选取最近一次被追访的记录纳入分析样本，以避免因同一个体在不同年份间的作答存在协方差相关性而干扰估计结果。随后，我们将在各类原因之下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样本予以剔除。最后，在删除各关键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我们最终获得19236个有效观测值作为分析对象。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优绩主义观念

优绩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自致性因素对个体社会成就的取得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优绩主义观念则指个体是否认同优绩主义是其所处社会中的主导原则。在CFPS问卷中，有两个问题特别体现了这一核心理念，即认为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是获得社会回报的关键：（1）你是否认同在当今社会，努力工作能得到回报；（2）你是否认同在当今社会，聪明才干能得到回报。回答选项包含从1至5的数值，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该表述越认同。我们将个体在这两个题目上的得分取平均值，以此作为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测量指标。

2.解释变量：职业—教育纵向低配

本文采用现实匹配法（realized matches）对纵向低配进行测量。该方法通过考察分析样本中每种职业内部教育程度的实际分布状况，基于特定统计量确定该职业所需的教育水平（吴晓刚、李晓光，2021），是当前教育—职业匹配研究领域使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方法，已被国内外多项实证研究采用。现实匹配法可进一步分为标准差法和众数法。由于标准差法易受极值影响，本文选用众数法生成职业—教育纵向低配这一变量，即在每种职业内部计算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众数，将受教育年限高于此众数的个体视为纵向低配。考虑到各调查年份间市场对劳动者文凭和技能的需求会存在差异，且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状况差异较大，我们以国际标准职业分类（1988版）（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1988 edition,简称ISCO88）职业编码的前三位（即职业小类）作为行业划分标准，在每个调查年份内按“省份×行业”将样本中的所有劳动者划分为若干组别，并在每个组内计算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众数。组内受教育年限高于众数的个体编码为1，本文将其视为“纵向低配”；其他样本（包括“教育匹配”与“纵向高配”）合并为一类，编码为0，本文将其视为“非纵向低配”。为避免因个别组别样本量过小而影响估计稳定性，对于观测值数量少于20的组别，我们借鉴吴晓刚、李晓光（2021）在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教育匹配变迁趋势时采用的方法，使用全样本计算结果进行填充。

3.调节变量：社会流动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个体的社会流动状况，具体包括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在职业流动的测量上，我们采用经典的EGP职业阶层分类框架，在其11类职业划分的基础上，将个体的初职、现职以及14岁时父亲的职业归并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这些阶层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顺序。根据戈德索普的经典论述，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契约性质是这一阶层划分的理论基础，具有明确的理论内涵（Goldthorpe et al.，1980;Goldthorpe,2000）。在使用EGP框架分析社会流动时，学界通常将跨越不同职业大类的流动称为“垂直流动”，而将同一职业大类内部不同职业小类之间的流动定义为“水平流动”（Ruggera et al.，2024）。若个体在职业小类内部未发生变动，则被视为属于“稳定阶层”。

据此，本文依照EGP框架，将个体的代际社会流动状况分为以下五类：（1）长距离向上流动，即父亲的职业为一般非体力劳动者及以下阶层，而个体现职属于管理阶层；（2）短距离向上流动，即依据五大阶层分类，现职相较于父亲的职业阶层有所上升，但不属于长距离流动；（3）向下流动，即依据五大阶层分类，现职相较于父亲的职业阶层有所下降；（4）水平流动，即现职与父亲的职业在五大阶层分类中属于同一阶层，但在该阶层内部属于不同职业类别；（5）稳定群体，即现职和父亲的职业属于完全相同的职业类别。对于代内社会流动状况的处理遵循以上逻辑，依据个体现职与初职的比较以完全相同的操作化方式划分为上述五类。

4.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的可靠性，本文还设置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性别（男性=1，女性=0）、婚姻（已婚=1，未婚=0）、政治身份（中共党员=1，非党员=0）、户籍（非农户口=1，农业户口=0）、居住地（城市居住=1，农村居住=0）、互联网使用（接入互联网=1，未接入互联网=0）等定类变量，以及包括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年龄及其平方项、家庭财富总量（对数）、认知能力（以CFPS问卷中词组测试和数学测试的均值测量）、风险偏好、人格特质（以CFPS问卷中的大五人格量表进行测量，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五个子维度）在内的连续变量。由于人格特质和风险偏好变量仅在2018年的调查中被涉及，且成年个体的上述特质趋于稳定，很少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本文对最新追访年份是2020年或2022年且在2018年相应题目上有作答者，基于其在2018年的作答状况对相应变量进行赋值；对于在2018年大五人格和风险偏好量表中没有填答记录的个体，则参照刘精明（2014）的处理方式将缺失值用样本均值进行填补，并生成指示变量纳入模型。

（三）模型设置

由于本文对纵向低配的测量是基于特定年份内“行业×地区”的组别进行的，为了在控制个体所处地区、行业及时间因素对优绩主义观念影响的同时，保持核心自变量（纵向低配）具有足够的变异性，我们构建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型，我们采用两层混合效应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简称HLM）进行数据分析。该模型通过引入随机截距项，能够综合考虑年份、地区、行业及其交互组合对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同时保留组别内部个体间的变异性。具体而言，建立的随机截距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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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式中，

i

j

Merit

ij

i

L

X

ij

10

20

0j

r

0j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公众的优绩主义观念平均值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在自变量方面，有38%的样本处于纵向低配状态；在调节变量方面，经历代际流动的个体多于经历代内流动的个体，经历短距离流动的个体多于经历长距离流动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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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教育纵向低配对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

表2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仅包含控制变量。结果表明，相较于女性、未婚、非农户籍及城镇居住者，男性、已婚、农业户籍及农村居住者的优绩主义观念更强；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年龄与优绩主义观念之间则呈现典型的“U形曲线”关系。在人格特质方面，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与其风险偏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和外向性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基础上，模型2进一步加入了本文核心关注的纵向低配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财富等传统结构论所关注的要素后，相比于非纵向低配者，纵向低配者的优绩主义观念显著更弱，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进一步而言，纵向低配在导致优绩主义观念被削弱的同时，是否会促使个体转向其他与优绩主义相左的观念系统？为此，本文考察了纵向低配对个体“关系主义观念”的影响，后者通过问卷题目“在当今社会，有社会关系比个人有能力更重要”进行测量。如模型3所示，纵向低配对个体的关系主义观念并无显著影响。综上所述，纵向低配所代表的地位不一致反映了个体努力/能力与成就不匹配的经验，这会导致个体对强调“努力/能力与成就相匹配”的优绩主义价值的认可程度下降；但此种地位不一致并不等同于个体具有关系主义的价值取向，也说明教育失配所引起的优绩主义观念弱化并不必然导向关系主义价值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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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自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采用现实匹配法中对极值较不敏感的“众数法”测度纵向低配。此处我们改用标准差法重新生成纵向低配变量，在每种职业内部计算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和标准差，将受教育年限超过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的个体视为纵向低配，将该变量纳入表2模型2所示的回归方程，替换原基于众数法生成的纵向低配变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与无纵向低配经历者相比，纵向低配者的优绩主义观念显著更低，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样本自选择处理

样本选择性偏差是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误的常见原因之一。就本文而言，这一偏误主要体现为，有无纵向低配经历的群体在优绩主义观念上的差异并非随机分布，而可能受到诸多混淆因素的影响。为处理此问题，本文首先使用增强逆概率加权的倾向值分析（Augmented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简称AIPW），该方法能有效缓解样本自选择性带来的结果偏倚（Glynn & Quinn,2010），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杨江华、杨思宇，2023）。在具体操作上，我们首先将样本分为实验组（纵向低配）和控制组（无纵向低配），然后基于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协变量，通过Logit回归估计每个个体进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概率，并基于估计概率进行逆概率加权回归，以估计处理效应。此外，鉴于倾向值估计往往涉及过多主观参数设定，我们进一步采用熵平衡法（Entropy Balancing，简称EB）进行检验。该方法仅要求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各协变量的高阶矩分布上接近，从而避免了上述弊端（Hainmueller,2012）。结果显示，在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后，纵向低配者的优绩主义观念仍然显著更弱，这表明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3.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在基准回归中，考虑到样本集的代表性、信息的充分性以及关键变量随时间变化较小等因素，我们将三期CFPS数据合并为混合截面数据使用，对每个受访对象均选取其最近一次被追访的记录纳入分析，并尽可能控制理论上可能同时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混淆因素。尽管如此，遗漏变量偏误仍可能无法完全避免。为此，我们进一步引入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个体内效应估计来消除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首先，我们将数据结构调整为面板数据，此时至少在两期数据中被追踪到的个体数为12500；随后我们运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纵向低配的教育匹配状态依然显著抑制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这说明在控制各类难以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异性因素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这再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四）社会流动的调节作用

上文表明，纵向低配与优绩主义观念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这种静态地位不一致的影响强度，也取决于个体地位获得的动态过程。当个体处于纵向低配状态，但相较于父代职业或自身初职实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时，纵向低配对优绩主义观念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被此类流动经历抵消。因此，基于动态视角，我们进一步考察社会流动如何形塑纵向低配与优绩主义观念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模型4和模型6分别在表2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代际社会流动与代内社会流动作为自变量，但未包含社会流动与纵向低配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与稳定群体相比，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社会流动，对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不同个体社会流动的原因和途径各异，其自身对流动的归因与认识也不尽不同，导致社会流动本身与优绩主义观念之间难以呈现确定的关联模式。已有实证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也存在分歧（Mijs et al.，2022;Wang & Olivos,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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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社会流动本身对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本文更关注其如何调节职业—教育纵向低配与优绩主义观念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在表3的模型4和模型6基础上，分别加入代际社会流动、代内社会流动与纵向低配的交互项，结果见模型5和模型7。结果显示，与稳定群体相比，长距离的代内和代际向上社会流动与纵向低配的交互效应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相较于父代职业或自身初职实现了职业地位大幅提升的纵向低配者，向上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教育成就与职业地位不一致所造成的落差感。个体凭借能力与努力取得的文凭，虽未转化为与其教育水平完全匹配的职业成就，却在历时性层面带来了职业境况的明显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纵向低配对个体优绩主义信念的抑制作用也相应减弱。至于经历其他类型社会流动的个体，由于社会地位未发生明显提升，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因此难以形成足以抵消教育失配影响的力量，这也就无法减轻由此引发的优绩主义观念的弱化。由此，假设2.1和假设2.2均得到支持。

（五）进一步讨论

1.纵向低配与个体性优绩主义观念

从理论上看，优绩主义观念具有两个面向：一是总体性面向，即是否认同社会总体上按照优绩制原则运作；二是个体性面向，即是否认同优绩制原则在个人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Morris et al.，2022）。上文主要针对前者进行了考察，本节将探讨纵向低配对个体在子代成就归因上的影响，进而检验这一影响是否同样作用于个体层面的优绩主义观念。

在2020年CFPS的少儿家长代答问卷中，受访家长需对一系列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分，评分范围是从0分（最不重要）到10分（最重要）。参照前文，我们将家长对优绩主义因素（“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孩子的努力程度”）的重要性评分取均值作为其在子代成就归因方面的优绩主义观念测量指标。我们进一步以该指标为因变量，以纵向低配为自变量，重新运行多层次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模型9所示：处于纵向低配状态的父母倾向于持有较弱的个体性优绩主义观念，即他们认为优绩主义因素对子女成就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结果不但与前文对总体性优绩主义观念的分析高度一致，而且清晰地表明，纵向低配不仅影响个体对当前社会状况的认知，还会塑造其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观念。鉴于已有研究明确指出，父母的成就归因会通过影响其养育行为，对下一代的成长产生重要作用（Darling & Steinberg,1993），因而我们认为，纵向低配所引发的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弱化，很可能具有跨代际的长远影响，未来可能进一步形塑我国家庭的教养模式，甚至影响下一世代的社会化进程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我们期待后续学者对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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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职业匹配状况与优绩主义观念

上文主要讨论了教育失配中的纵向低配状况对个体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这既是因为纵向低配是我国当前就业市场中教育失配的主要类型，也源于该现象对优绩主义观念具有更直接、更重要的理论内涵。为增强研究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本文也探讨了“纵向高配”，即职业所需教育年限高于个体实际受教育年限对优绩主义观念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与教育匹配者相比，纵向低配依然显著削弱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而纵向高配则显著强化该观念。为进一步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对纵向高配群体进行了若干人口背景分析。数据显示，相较于教育匹配者，纵向高配群体通常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更为弱势的家庭：其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低，更多来自农村，持有农业户口，家庭财产总量也相对更小。这些先赋的结构性不利条件，不仅可能限制其教育成就，也会使他们更难借助非优绩制因素（如社会关系等）进入优质行业与岗位。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纵向高配的个体更可能在完成学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通过付出超常努力才能取得目前的职业成就。这种人生经历使其更加坚信通过努力能够改变命运、获得成功的优绩主义叙事，从而持有相对更强的优绩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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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以“努力+能力=成就”或“努力与成就相匹配”为核心要义的优绩主义观念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但近年来也备受争议。以桑德尔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批评其助长精英的傲慢，将社会差距合理化，进而激化了近年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社会学者关注教育和职业两大分层系统中的结构性位置对个体优绩主义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但往往仅从单一地位出发，静态地理解这一关系，忽略了不同分层体系在决定个体社会地位时存在的内部张力，以及个体位置获得的过程性。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地位不一致理论出发，借助教育失配这一概念，引入具有内在张力的地位状态，并在社会流动的动态条件下考察此类地位张力如何影响优绩主义观念，从而丰富对优绩主义的解释逻辑。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2020和2022年三期数据的分析发现，纵向低配的职业—教育匹配状态会显著削弱个体的优绩主义观念，使其更倾向于否认社会总体上按照优绩制原则运作；而代际与代内的长距离向上社会流动均可显著抑制纵向低配对优绩主义观念的削弱作用。

进一步而言，纵向低配不仅会削弱总体性的优绩主义观念，还会削弱个体性的优绩主义观念，表现为纵向低配者在对其子代发展成就进行归因时，更少强调优绩制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发现表明，优绩主义观念并非由单一结构位置直接决定，而是由个体多元的结构性地位及其内部张力，以及该地位在代际与代内的动态变化过程共同塑造，这拓展了学界对优绩主义观念形成机制的理解。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在描述性统计中所呈现的我国公众整体较强的优绩主义观念，很可能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长期的高流动性、经济腾飞期个体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普遍改善，以及市场化初期居民地位错配发生率较低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支撑。

回到关于优绩主义的理论探讨，正如该概念的提出者杨所指出的那样，优绩主义叙事所宣扬的“能力+努力=成就”的价值等式，不仅预设了机会公平的普遍存在，而且将个体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完全归因于能力或努力程度。这种叙事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接受，但它实际上使不平等结构合法化，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结构失衡（马科维茨，2024）。而这一叙事得以被社会接受的前提，恰恰是高度的地位一致性。只有当个体在多元分层体系中的位置高度一致时，优势阶层才能将其职业成就归因于能力与努力，弱势阶层则不得不接受“因努力不足、能力欠佳”而“咎由自取”的苦果。然而，地位不一致特别是其中的纵向低配使个体的职业地位与教育地位发生分离，从而打破上述逻辑。对于那些在教育系统内取得一定成就，却未获得相应职业地位的个体而言，他们显然难以接受优绩主义的指责，优绩主义叙事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削弱。本文的结论由此凸显了优绩主义叙事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结构性前提，以及该前提动摇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有学者指出，优绩主义叙事的核心问题以及其近年来在学界和大众中招致批评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对“努力与成就相匹配”这一奋斗精神的强调，而在于其评价体系过于单一，导致个体竞争赛道变得狭窄，由此造成过度竞争。在竞争中成功者可能滋生傲慢情绪，失利者则承受污名（Carvalho,2022）。从这一角度看，地位不一致的状况也可被视为一种契机，促使个体重新思考“努力”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属性，进而在更丰富多样的人生赛道上发扬奋斗精神，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需要的有机统一。

进一步来说，本文所发现的纵向低配与个体优绩主义观念之间的负向关联，以及社会流动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对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化改革以来，与经济快速增长和旺盛的社会活力相伴的是社会差距的扩大，然而中国居民长期对此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宽容。这不仅仅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市场转型中实现了生活改善（李忠路，2018），也源于优绩主义观念本身的价值塑造作用（Xie et al.，2012）。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职业与学历之间的纵向低配现象逐渐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现（刘金菊，2014）；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性波动增强（李路路等，2018），排除工业化影响后的纵向职业流动性和教育流动性均呈现下降趋势（Zhou & Xie,2019;Xie et al.，2022）。从本文视角看，上述结构性变化很可能导致公众对优绩主义的认知发生一定转变，并进一步影响他们对当前我国社会差距的看法。

在现实层面，教育失配尤其是纵向低配关系到个体对社会分配原则及其公平性的认知，警示我们重视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通过政策工具缓解这一状况。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可顺应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依托数字化转型下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及时且有针对性地调整学制和专业设置，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另一方面，国家还可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拓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持续增强劳动力市场对各领域优质人才的吸纳能力。由此，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职业—教育纵向低配现象的发生，重塑个体对优绩制的信心，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