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意外，经过16天的极速选举周期，自民党拿下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305席），高市早苗也顺利当选日本第105任首相，并着手开始重新组阁。
至此，日本右翼大获全胜。
也意味着，日本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从后安倍晋三时代开始，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不断突破底线。
鉴于日本经济层面逐步被德国、印度反超，日本的国际地位及所处的地缘局势越来越不利，日本右翼开始新一轮的战备扩充。
01 日本军费的扩充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的「军费扩充」。
日本扩军已经是个「见怪不怪」的话题了，除了扩军之外，「修宪」和「解禁自卫权」也是历届日本政府叫嚣的目标，力求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但是日本军费尽管自安倍政府以来连年上涨，但一直在日本GDP的1%左右徘徊，直到岸田文雄上台。
岸田政府一上台就通过了扩军预算，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将军费扩充到GDP的2%。
高市早苗上台后，不仅继续践行该计划，还把时间表提前了，原计划是2027年，现在目标提前至2026年3月完成。
届时，预计军费预算将达到约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02 日本的目标
显而易见，日本扩军的主要目标就是东大。
2022年末，日本时隔十年，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新旧两个版本在针对我国的措辞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旧版当中，我国被描述为「战略伙伴」，朝鲜被认定为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
在新版当中，我国则被描述为「对国际秩序的最大战略挑战」。
当年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
日本政策的转向是在「岸田文雄」上台之后开始的。
尽管安倍晋三也是右翼势力，但在首次担任首相时期奉行的是「亲华」策略，只不过很快下台。
于是在二次上台之后，安倍晋三对我采取了敌对策略，但多多少少有些无奈的意味。
总体上安倍晋三时期，中日关系保持了政冷经热的态势，安倍也算是在美国频频施压之下，相对务实的日本首相了。
后来石破茂也试图缓和中日关系，可惜失败了。
而在石破茂之后，更强硬的声音开始出现。
高市早苗当选后，在国会中明确表示：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依据法律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
它意味着，日本第一次在法律与政策层面，公开讨论介入台海冲突的正当性。
从战略文件 → 军费 → 法律解释 → 公开表态，这是一条非常完整的政策链，目标直指东大。
03 日本的民意：从和平惯性到安全焦虑
必须承认，在二战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社会对军费扩张始终持保留态度。
反对声音并非少数，右翼政治力量的民意基础也谈不上稳固。
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
战败之后，日本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了数十年的经济腾飞，和平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常态”。
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希望重新回到战时状态，同时也普遍相信，美日同盟足以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东北亚复杂但相互牵制的地缘结构不会被轻易打破。
但这种心理预期，自21世纪我们崛起之后，开始松动，右翼势力开始壮大并不断在日本年轻人当中发挥影响力。
而四年前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种心理预期被彻底打破了。
乌克兰的遭遇，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进入日本公众视野：如果大国博弈失控，如果安全承诺失效，小国是否真的能“置身事外”？
正是在这种不安与焦虑中，日本社会的安全观发生了微妙变化。
并非所有人都转而支持扩军，但对“提前准备”“增强威慑”的容忍度，明显提高了。
右翼势力并不是靠说服民众壮大的，而是在地缘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被现实推着向前，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日本的民意。
这再次告诉我们，日本的普通民众是不可靠的。
所谓日本民众的抗议现场非常冷清
我们当然也看到过「媒体报道的」反对扩军的抗议集会，但从公开画面中。也只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说明这些抗议并不是主流民意，已经很难对政策走向产生实质影响。
04 日本对我国的“精密解剖”
日本对我国，始终抱有一种极为复杂、甚至带有执念的情绪。
历史上，它既曾长期学习、模仿我国文明，又在近代试图以武力取而代之；加之狭长岛国对大陆空间的结构性焦虑，使得日本对我们的关注，从来不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耐心、持续的。
这种关注，体现在一个令人警惕的事实：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细致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地理、山川、气候、人口、民族结构、社会心理、地方差异——几乎没有哪个层面被忽略，而且这种研究并非零散进行，而是高度制度化、体系化的。
日本研究我国，长期运行着一套典型的“官—学—研”三位一体结构：
官，即政府系统。
外务省、防卫省、经产省、国土交通省、警察厅警备局、公安调查厅等机构，分别从外交、安全、产业、交通、情报等角度，对中国进行长期研究。
外务省和防卫省几乎每年都会投入专项经费，委托民间机构开展针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课题研究。
学，即大学体系。
日本多所知名高校中，存在大量终身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区域、产业与社会问题有着持续数十年的跟踪研究。
研，即独立法人研究机构与企业研究部门。
除了各类中国研究学会，不少大型企业内部本身就设有“中国部”，其研究深度往往直接服务于战略决策。
这种官学研联动的体制，效率极高、产出稳定，也极具现实导向。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是：1981 年日本拍摄的纪录片《长江》，至今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关于长江最出色的影像作品之一。
它的完成度，本身就说明了日本在“研究中国”这件事上，投入了怎样的耐心与心力。
当然，任何国家对他国的深入了解，都不可能仅停留在公开资料层面。近年来多起日本间谍案件被披露，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研究体系中更隐秘的一环。
归根结底，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长期战略警惕与现实野心并存的体现。
05 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我们对日本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日本对我们的重视程度。
这并非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错位。
历史已经证明，低估日本的战略意志和执行能力，曾经让我们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今天，日本一方面大幅扩充军费、重塑国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对华研究持续深化，情报活动频繁，其备战意图已经不再需要过多解读。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仍然寄希望于“不会走到那一步”，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安慰。
戴季陶的那段话，放在今天依然刺耳而清醒：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排斥反对，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日本话、日本人都不愿意看见，这无异于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因此，结论并不复杂：
不要对日本抱有幻想
不要用情绪代替研究
不要在对方已经系统备战时，选择消极应对
福建舰
当对方已经厉兵秣马，我们唯一理性的选择，是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
包括但不限于：在综合国力允许范围内，保持足够的军费投入与产业能力延续性；在关键领域，确保战略威慑的稳定输出。
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永远不被迫进入战争。
下饺子不能停。
而且，必须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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