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皇权倾覆，中原陷入群雄割据局面，河西亦是如此。最终曹操席卷北方，平定关陇，进取金城、武威二郡，占据了夺取河西的先机。后曹丕承袭父业，顺利平定河西，将之纳入新生的曹魏版图。尽管河西归属曹魏已成定局，但蜀汉政权仍欲后发制人，将夺取河西、陇右作为关键的战略目标，由此导致蜀汉对河西地区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曹魏。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占益州，蜀汉王业之基由此奠定。正在此时，孙权遣使刘备商讨归还荆州事宜，刘备回报称“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亦载此事，称：“二十年，孙权使报先主，欲得荆州。先主报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以荆州相与。’”
刘备给孙权的答复，提到须夺取凉州后才能归还荆州，这固然是将攻占凉州作为拒绝归还荆州的托辞。然刘备图谋凉州之心却并非完全是搪塞虚言。
凉州早在建安十八年（213）已废入雍州，故刘备与孙权书中提到的“凉州”有可能是指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分置雍州之前的凉州，毕竟东汉凉州长期管辖河西、陇右之地，凉州代指河陇地区早已深入人心；还有可能是指雍凉分置后，管辖陇右之地的凉州。不论此处凉州所指地域为何，刘备仍旧使用凉州旧名，都表明其对曹操主持的政区调整并不认可。同时，由此回信也可表明刘备入主蜀地之初，就已有兵发西北、夺取陇右河西的野心。
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劝说刘备夺取汉中，分析夺取汉中的好处：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奖尊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由此观之，在法正的战略构想中，汉中对于占据巴蜀的刘备而言，战略地位关键。法正欲夺取汉中，驻兵屯田，其最理想的目标是伺机击破曹操，兴复汉室。其中策则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这一策略事实上也是之后蜀汉北伐的主要战略意图。如此一来，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进言之际，雍、凉二州并立的局面早已终结。
法正所称雍州、凉州应指汉献帝兴平元年（194），东汉政府分河西置雍州后的格局，即雍州管辖河西，凉州管辖陇右。法正仍称“雍、凉”亦可佐证刘备集团的确对曹操掌控汉献帝后主持的政区调整持无视态度。同时界定雍、凉二州范围后，更能明确法正意图夺取汉中后，进一步攻略的目标是河西、陇右地区。这一建言与刘备之前“方图凉州”的想法大体一致。
刘备对凉州的图谋还表现在对待马超的态度上。马超的祖父马子硕、父亲马腾居于陇右，供职凉州，马腾起事后常“屯汧、陇之间”，曾在关中战事遇挫，退回陇右。马超统领马腾部众后，其人“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在陇右声望颇隆。故在关中败于曹操后，“超走保诸戎，曹公追至安定，超至安定，遂奔凉州。”之后更一度从手中夺取陇右，尽管马超在关中、陇右的谋划最终付诸东流，只得投奔汉中张鲁，但马超在凉州羌胡中素有威望，故刘备在攻陷成都、彻底占据益州之前，“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又，《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记载：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策曰：“……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
马超作为曾经的关西豪杰如今归降刘备，成功地助其震慑成都守军，夺取了益州。刘备收服马超的目的不止于此。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后，委任马超领凉州牧。
可见马超始终未曾放弃夺回凉州的尝试。故这一官职的委任，一方面是为安抚马超，使其“北取凉州”的愿景有所寄托；另一方面，刘备主要是因马超“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才对其委以重任。④从重用马超及使其担任凉州牧来看，刘备确有攻占凉州之图谋，并且很可能是为借助马超这面旗帜招揽凉州人心归附。只是马超在被任命凉州牧的次年（222）去世。与此同时，章武元年（221）刘备因“忿孙权之袭关羽”，大举东征孙吴，二年蜀军兵败，三年（223）四月刘备逝世，种种变故导致我们难以得知除去任命马超外，刘备原本对于凉州的图谋是否还有后续部署。
事实上，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袭杀羽，取荆州”已然导致了刘备的战略目标转向。这一年，刘备在与曹操进行的汉中之战中取胜，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
《群下上汉帝请先主为汉中王表》中称：“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鸠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今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愍海内。……纠合同盟，扫灭凶逆。”
可见蜀汉群臣当时明确知晓己方的打击目标是控制汉献帝的曹操。刘备上言汉帝亦称：“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尽力输诚，奖厉六师，……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随即关羽率荆州军队北攻襄樊，此战与汉中之战都可看出这一年蜀汉政权内部斗志高昂、支持北伐。只是盟友孙权背刺关羽之举，使得蜀汉原本图谋的北伐，随即改为东征。故此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成为促使蜀汉调转矛头进而暂时放缓对河西等北方疆土图谋的直接导火索。
另外，《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载：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法正作为刘备谋主，平素深得刘备“爱信”，他力主北伐，并提出先定汉中，后“蚕食雍、凉，广拓境土”方略，在其死后群臣中无人再能匡正刘备决策，故法正早亡也成为此时期蜀汉北伐雍凉方案流产的重要原因。而刘备东征失利随后病亡，使得此阶段对凉州的图谋只是停留在计划层面最终未能实施。
诸葛亮对河西的图谋，早在其作《隆中对》时已露端倪。当时其为刘备制定的战略规划是谋夺荆州、益州。“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其中提到“西和诸戎”。根据《魏略·西戎传》所载主体包括陇右诸氐、河西赀虏（含大胡、丁令、羌诸种）、敦煌西域南山中至益州以西的月氏余种（含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西域诸国等可知，三国时期西戎大抵是指活动在河陇、西域及益州以西青藏高原等广阔地区的各类少数民族的总称。
如此，河西诸民族势力也在诸葛亮《隆中对》所言“西和诸戎”的范畴之内。在诸葛亮早期战略规划中，“西和诸戎”不仅是稳定益州西部的重要举措，还能为益州军队北伐秦川谋求更多助力。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决定辅佐刘备之际，河西等地诸戎已是其未来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拉拢和联合对象。
蜀汉章武三年（223），先主刘备病亡，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随即结束与孙吴间的紧张关系，将蜀汉战略发展方向重新调整回“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北定中原。即先与孙吴遣使和亲，又平定南中反叛，之后便致力于北伐曹魏。尽管诸葛亮数次北伐皆偏向于关陇，未及河西诸郡。
但《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屯汉中，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称三月后主刘禅诏命北伐，诏书中明确提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可见凉州方面确有少数民族势力参与到诸葛亮北伐军队之中，与蜀汉共同反抗曹魏。关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有学者有主张是他们是流寓河西的月氏、康居诸胡。也有学者主张“凉州诸国王”乃是西域长史府下辖的西域诸国，即寓居塔里木盆地的月氏、康居人参与了蜀汉北伐。
实际上无论这些月氏、康氏诸胡是来自河西，还是来自西域，他们参与到反魏战争之中，都可被视为诸葛亮推进“西和诸戎”战略的重要体现。同时，此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不仅如此，蜀汉建兴八年（230），诸葛亮命令魏延“西入羌中”，在阳谿击败费瑶、郭淮所部魏军。杨戏《季汉辅臣赞·赞吴子远》亦载此事，称吴子远：“建兴八年，与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将费瑶。”可见魏延与吴子远在南安郡阳谿击败魏军。南安郡东汉时属凉州，曹魏改属雍州。从任命魏延为凉州刺史以及使其攻略凉州故地二事来看，诸葛亮不仅拉拢“西戎”为蜀军助力，还对河陇之地有所图谋。
蜀汉建兴七年（229），诸葛亮遣陈震庆贺孙权即皇帝位，蜀、吴两国随之举行会盟，并相约“参分天下”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凉州在蜀、吴两国瓜分魏国的方案中，被划归蜀汉势力范围。同时方案中并无雍州州名，表明蜀汉与孙吴瓜分魏地所使用的州名应是取自雍州设置之前的东汉州制。胡世明认为蜀、吴所用诸州名目，取自东汉建武十八年（42）至兴平元年（194）间的建置的州级政区。
其说应是。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李傕、郭汜控制下的东汉政府分河西五郡设置雍州，改变了东汉长期以河西、陇右统归凉州管辖的格局。蜀、吴两国沿用兴平元年（194）之前的东汉州制，反映出双方皆对李傕郭汜乃至后来曹操、曹丕挟持汉献帝重新划分天下州级政区表示反对。故在此次会盟中，蜀汉与孙吴所使用的“凉州”概念皆指整个河陇地区，而非兴平元年（194）划定的陇右地区，亦非延康元年（220）魏王曹丕划定的河西地区。
但法正所持凉州概念又与之后会盟使用的凉州概念有异，据此可知蜀汉对于凉州地名的使用有时囊括河陇，有时仅指陇右。如此刘备任命马超为凉州牧，其所图谋的凉州很可能是指整个河陇之地。另外，瓜分魏土方案中将位于西北河陇之地的凉州划给蜀汉，固然是蜀汉偏居西南的地缘位置决定的，但也可说明诸葛亮主政时期，将河陇之地视为蜀汉北伐、开拓疆域的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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