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玉马作为重要的动物造型题材,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智慧。从商周时期的礼仪重器到明清时期的文房雅玩,玉马的器型与纹饰随时代审美变迁而不断演化,成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工艺水平与精神信仰的重要窗口。下面就以历史分期为脉络,系统梳理各时代玉马的典型器型纹饰特征及其文化意涵。

一、商周时期:礼制初现的简约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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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玉马多发现于安阳殷墟等贵族墓葬,以片状佩饰为主,体形短小扁平,长3-5厘米,采用“减地法”雕刻,轮廓线刚劲有力。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马,头微昂,目呈臣字眼,耳后抿,颈部鬃毛以单阴线刻出,四肢作行走状,足尖上翘,整体造型简练古朴,体现“以线立骨”的雕刻传统。纹饰仅见简单卷云纹装饰马身,无复杂层次,符合商代“重质轻文”的玉器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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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玉马在继承商代基础上略有发展,器型仍以片状为主,但出现少量圆雕小件。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马,通高4.8厘米,作站立回首状,口部有穿孔,可系挂佩戴。纹饰较商代丰富,除阴线刻划鬃毛外,马身开始出现鳞纹、重环纹等装饰,部分器物在眼部镶嵌绿松石,显示工艺进步。此时的玉马已明确具有“六瑞”之外的佩玉功能,常与玉龙、玉鸟组成组佩,象征墓主身份等级。

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中的多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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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玉马器型突破商周范式,出现立体圆雕与透雕结合的新形式。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玉马,高5.7厘米,作卧姿回首,前肢屈收,后肢蹬地,肌肉线条以浅浮雕表现,鬃毛分缕细刻,马尾打结下垂。纹饰采用“游丝毛雕”技法,在马身刻划细密斜线模拟毛发质感,眼部以“一面坡”刀法琢出,增强立体感。这种写实倾向与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密切相关,玉马被赋予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神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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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玉马达到工艺高峰,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多件玉马为代表。其中一件圆雕玉马,高6.7厘米,作奔腾状,四蹄腾空,颈部鬃毛飞扬,马尾呈螺旋状上卷。纹饰运用“减地起突”技法,在马身碾磨出高低起伏的块面,配合细阴线刻划肌肉纹理,甚至表现出鞍鞯的皮革褶皱。部分玉马身上出现谷纹、涡纹等装饰,可能受楚文化浪漫风格影响。此时的玉马不仅是佩饰,更成为展现贵族尚武精神的象征物,《诗经·鲁颂》中“駉駉牡马,在坰之野”的咏叹,正与这类玉马的精神气质相契合。

三、秦汉时期:雄浑大气的帝国气象

秦代玉马目前仅见少量残件,以咸阳宫遗址出土的玉马头为代表,高鼻深目,双耳直立,眼部阴刻“臣”字纹,颈部残留半截卷云纹带饰,造型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特征,反映秦人与西戎民族的交流融合。

汉代玉马迎来黄金时代,器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型陈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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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奔马,高7厘米,作飞驰状,三足腾空,一足踏于飞燕之上,重心稳定,动感十足;二是小型佩饰,多为圆雕或片状,如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的玉马,高3.1厘米,作站立状,鞍鞯俱全,马背驮载酒器,体现“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三是葬玉类,如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马,长18厘米,作跪卧状,头部覆盖丝织物痕迹,应为丧葬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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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方面,汉代玉马普遍采用“汉八刀”技法,仅在关键部位施以粗犷刀痕,如眼部的“管钻法”圆孔、鬃毛的平行阴线,整体风格雄浑大气。部分玉马身上出现云气纹、螭龙纹等装饰,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马,马身缠绕螭龙,寓意"龙马精神"。

四、魏晋南北朝:战乱中的传承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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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由于社会动荡,玉器制作衰落,玉马发现数量较少。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出土的东晋玉马,高3.2厘米,作站立状,头戴络头,颈系缨穗,马身阴刻卷云纹,造型呆板,刀法粗糙,显示工艺水平的下降。值得关注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其玉马造型开始吸收鲜卑族骑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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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玉马,四肢粗壮,关节处刻划明显,反映游牧民族对力量美的追求。纹饰方面,佛教题材开始融入,部分玉马身上出现莲花纹、忍冬纹,体现宗教文化的渗透。

五、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的盛世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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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玉马呈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特征,器型包括圆雕摆件、带板、带钩、梳背等。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旁的玉马,高5.5厘米,作行走状,鞍鞯华丽,马鬃修剪整齐,马尾打成蝴蝶结,充满生活气息。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造像题记中提到的“玉马衔杯”,则反映了玉马与酒文化的结合。纹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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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玉马大量使用“剔地隐起”技法,在马身碾磨出凸起的肌肉块面,配合细阴线刻划毛发,同时流行“联珠纹”“卷草纹”等边饰,如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玉马带板,边缘饰联珠纹,马身刻卷草纹,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部分玉马还出现人物乘骑场景,如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胡人牵马图”,在玉器中亦有体现,反映盛唐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

六、宋元时期:文人意趣的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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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玉马在器型上回归小型化,以文房用品和佩饰为主。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玉马,高4.2厘米,作卧姿,马身光素无纹,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轮廓,体现“尚意”美学。部分玉马出现“春水秋山”题材,如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庆州白塔出土的玉马,马背上驮载海东青,表现契丹族春季捕猎天鹅的场景。纹饰方面,宋代玉马注重细节刻画,如马鞍的皮条、马镫的金属质感均以浅浮雕表现,同时流行“米字格”构图,将马身分为若干区域进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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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玉马延续宋制,但融入蒙古族特色,如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玉马,头大颈粗,四肢短健,马身刻划卷云纹,具有“蒙古马”的典型特征。

七、明清时期:集大成的世俗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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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玉马以苏州工匠作品最为著名,器型包括圆雕、浮雕、镂空等多种技法。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玉带上的玉马带板,高6.5厘米,作奔驰状,鞍鞯雕满缠枝莲纹,马鬃以细阴线刻出,马尾飘逸。纹饰方面,明代玉马流行“吉祥图案”,如“马上有猴”(马上封侯)、“马驮元宝”等,如安徽蚌埠明墓出土的玉马,马背驮载聚宝盆,盆内刻“日利万金”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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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马达到工艺巅峰,尤其是乾隆时期,玉马造型精准,纹饰繁复。故宫博物院藏“大禹治水图玉山”上的玉马,高15厘米,作行走状,肌肉骨骼清晰可见,鞍鞯刻满海水江崖纹,马尾以细如发丝的阴线刻出。此时玉马已成为纯粹的陈设艺术品,部分作品甚至模仿西方油画的光影效果,如痕都斯坦风格的玉马,采用“薄胎”工艺,马身通透如纸,纹饰融合伊斯兰几何图案与中国传统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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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马的演变史,是一部浓缩的艺术史与文化史。从商周的礼制符号到明清的世俗玩赏,玉马的器型与纹饰始终与社会审美、技术进步和精神信仰紧密相连。其造型从简约到繁复,纹饰从抽象到写实,工艺从单一到多元,不仅展现了古代玉工的高超技艺,更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商周的神秘主义、汉唐的雄浑气象、宋元的文人意趣、明清的世俗情怀,都在玉马这一方寸之物中得到生动体现。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穿越千年的玉马时,不仅能感受到玉石温润的质感,更能触摸到一个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作者玉见有缘杨旭简介:高级文物鉴定师(古玉类),古玉收藏爱好者,从事古玉收藏二十余年,对古玉文化、鉴定、赏玩及收藏等略知一二,愿与古玉业界同行相互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