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一辈子，你能接受因为自己的影子踩到了别人的脚，就被打断腿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个疯话。大家辛苦劳碌几十年，相信的是多劳多得，相信的是人穷志不短。哪怕日子过得紧巴，腰杆子也是挺直的。可在离我们不远的印度，一种古老的规矩至今还在把人往泥里踩。
那里的人不仅看出身，甚至看影子。在某些地方，如果你生在那个被称为“贱民”的阶层，出门不仅要躲人，还要躲太阳。你的影子一旦落在高种姓人的身上，那就是滔天大罪。对方会觉得你弄脏了他的灵魂，而你不仅要赔礼道歉，还得做好被打得半死的准备。
这种事不是传说，是发生在21世纪的真事。
印度宪法早在1950年就废除了“不可接触制”。法律写得很漂亮，但现实很骨感。在新德里的高楼大厦背后，广大的农村依然运行着另一套系统。那里的土地不认法律，只认几千年来传下来的老规矩。
负责清理下水道、掏粪的达利特人，依然生活在世界的夹缝里。村里的公用水井，他们不能碰，因为别人觉得他们的手有毒。学校里的孩子，如果是低种姓出身，就得坐在教室最后面。
老师不提问他们，同学不理睬他们。贫穷和卑贱在那里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像病毒一样的属性，谁沾上谁倒霉。
这种森严的等级，靠的不是警察手里的警棍，而是刻在脑子里的恐惧。宗教告诉这些人，你这辈子受苦，是因为你上辈子缺德。你想下辈子投个好胎，这辈子就得老老实实当牛做马。这种思想比监狱的铁窗还管用，它直接锁死了一个人反抗的念头。
这套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缺德玩意儿，到底是谁搞出来的？
我们要把时间推回到三千五百年前。那时候，一群来自中亚草原的雅利安人骑着战马，挥舞着兵器，冲进了南亚次大陆。这群白皮肤的征服者，看着满地黑皮肤的本地土著，没想过要和他们做朋友。他们想的是怎么省力地统治这些人。于是他们发明了“种姓”。
雅利安人很聪明，他们不说这是为了奴役，他们说这是神的旨意。他们编造故事，说祭司婆罗门是神的嘴，武士刹帝利是神的手，商人吠舍是神的腿，而土著只能算神的脚底板。至于那些连脚底板都算不上的，就是现在的“贱民”。这招太狠了。它把压迫变成了神圣的秩序。
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同一个起点，能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当年那群雅利安人，并不是只去了印度。他们在路口分了兵。一支向南，去了印度，造就了今天的种姓制度；另一支向东，杀气腾腾地冲向了我们的黄河流域。
那时候我们这边是商朝。也是三千多年前，也是面对开着战车、拿着铜兵器的雅利安人。如果我们的祖先软弱一点，今天我们可能也得信那套“人生来就有贵贱”的鬼话。
好在商朝人骨头硬。
那时候的商王叫武丁，他老婆叫妇好。这位妇好是个狠角色，她不爱红妆爱武装。面对入侵者，她没有讲和，直接带着一万三千人的大军迎了上去。
那是一场硬仗。安阳殷墟的考古坑里，至今还埋着当年的战果。坑里堆满了被砍下来的头骨，专家鉴定过，很多都带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那就是当年的入侵者。在印度，他们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在中国，他们成了祭祀坑里的鬼。商朝人对待入侵者很简单：打服，抓起来，杀掉祭祖。
这种历史的差异，在今天碰撞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
很多中国人去印度做生意、搞工程。大家会好奇，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中国人算老几？按理说，外国人不信印度教，属于化外之民，地位应该比贱民还低。
现实却给了教条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中国的工程师拿着图纸站在孟买的工地上，当中国的投资人坐在新德里的会议室里，那些平日里讲究血统、讲究洁净的印度高种姓精英，表现得比谁都客气。他们默认中国人是“刹帝利”。
刹帝利是什么？是古代的王爷，是武士，是仅次于婆罗门的统治阶层。
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名头？因为实力。
今天的中国代表着基建能力、工业技术和资本。在印度人的潜意识里，有权有势有技术的人，天然就是统治者。什么宗教规矩，什么血统论，在实打实的实力面前，统统都要让路。那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权力场。只要你够强，你就是婆罗门；你不够强，你就是脚底泥。
我们能有今天的待遇，不是因为我们长得白，也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
看看殷墟里的那些白骨，再看看今天孟买街头被奉为上宾的中国工程师。这一切都在说一个道理：尊严从来不是求来的，是打出来的。我们不需要感谢什么神明赐予我们平等的地位，我们只需要感谢当年妇好手里的那把铜钺磨得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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