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他七下西洋没带一兵一卒去征服却让世界记住了中国的帆|宝船|永乐|西洋|郑和|马六甲

南京牛首山南麓，静海寺遗址旁，一块明代残碑斜卧青苔之中。碑文漫漶，唯“宝船”“牵星”“过洋牵星图”数词可辨。碑阴无名无款，只刻一行小字：“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自太仓刘家港开船。”

那日，六十二艘巨舰列阵长江，主舰长四十四丈四尺（约137米），宽十八丈（约55米），九桅十二帆，载员二万七千余人——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精良的远洋舰队。

而站在船首的，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宦官，姓马，名和，赐姓郑，人称“三宝太监”。

他本不必远航。

生于云南昆阳回族世家，十岁被俘入宫，历经靖难之役，在朱棣帐下掌管禁军、整理文书、调度粮秣，深得信任。永乐初年，他已是内官监太监，位高权重，安享京华。可当朱棣命他“统率舟师，往使西洋诸国”，他只答一句：“臣愿奉诏。”

没有豪言，亦无壮语。

他清楚此行之艰：前朝航海者多折于风涛，“舟覆人溺，十不存一”；更知海外诸国或崇佛，或信伊斯兰，或祀山海之神，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政情难测。但他更清楚另一件事——洪武年间，倭寇已侵扰浙闽沿海，海盗劫掠商船，琉球、苏门答腊诸国遣使求援而不得；朝廷若再闭目塞听，东海将成盗薮，南海将失声息。

于是，他把“征伐”二字，悄悄改写为“宣化”。

永乐三年（1405年）首航，船队抵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当地酋长疑为倭寇来袭，闭城拒守。郑和未发一矢，命通事持大明诏书登岸，又令医官携药箱入村，为疫病蔓延的孩童施药。三日后，酋长亲迎于十里外，献上犀角、象牙、沉香，并遣子随船赴京朝贡。

五年后，船队至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表面恭顺，暗中调集五万兵马，欲劫掠宝船、擒杀使团。郑和侦知其谋，不待其发难，反率两千精兵夜袭王城，生擒国王及其家属，却未屠城、不毁庙、不掠民——仅将国王押解回京，由明成祖赦免后遣返故国。临行前，郑和赠其新铸铜钟一口，钟铭“永远供养”，至今悬于斯里兰卡加勒古寺。

最见襟怀者，是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

当地原为荒僻渔港，部族纷争不休。郑和见其地扼马六甲海峡咽喉，遂奏请朝廷设“满剌加王府”，赐印诰、封国王，并派百名工匠驻留，教筑城墙、凿井取水、建仓储粮。更在三保山麓建“三宝井”，引山泉供万民饮用；又立“官厂”为贸易中枢，凡商旅至此，凭大明勘合，免税通商。

自此，满剌加由蕞尔小邦，渐成“东西洋总汇之区”。至今马六甲河畔，仍存“三宝山”“三宝井”“三宝庙”，每年农历五月十五，华人与马来裔共祭郑和，香火不绝。

他带去的，从来不是刀剑，而是尺度与温度。

船队携《永乐大典》抄本赠朝鲜、日本、爪哇诸国学府；以“牵星板”授苏门答腊水手测定纬度；将中国罗盘、铁锚、舱壁水密隔舱技术无偿传授沿途船匠；更将占城稻种、暹罗甘蔗、波斯苜蓿带回福建试种——福建《八闽通志》载：“永乐间，三宝公舶归，携番薯种，植于漳泉，饥岁赖以活者数万。”

他亦非不知险。

宣德五年（1430年），第六次远航返程途中，船队遇飓风于印度洋漂泊十七日，桅折帆裂，淡水将尽。众人惶惧，欲弃船登岛。郑和却命焚香祷天，整衣冠立于甲板，朗声道：“我奉天讨罪，宣德柔远，若天不佑正道，何须惜此残躯？”随即下令拆舱板为筏，分载老弱；亲率健者修补船体，以桐油石灰填缝，终得脱险。归国后，他未邀功，只呈《西洋水程图》一册，详注潮汐、礁石、季风、针路，附言：“后之君子，按图而行，可免覆溺之患。”

第七次出航时，他已六十二岁，病骨支离。

船过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他强撑病体登岸，主持大明官厂落成礼，亲手将一枚刻有“大明永乐”字样的铜权（标准砝码）嵌入基石。当晚咳血不止，犹命书记官录下沿途三百余国风土、物产、贡例，亲校三遍，题签《瀛涯胜览》。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船队返航至古里，郑和病逝于舟中。

遵其遗命，遗体海葬。部属将其常佩的白玉腰带、随身《古兰经》、半截未写完的航海日志，连同那枚铜权，一并运回南京，葬于牛首山南麓。墓冢无碑，唯松柏森然。

他一生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航程逾十六万海里，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没在任何土地插上大明旗帜；

没索取一寸殖民地；

没留下一座炮台、一道界碑、一份不平等条约。

他留下的，是肯尼亚拉穆群岛出土的永乐通宝铜钱，是伊朗霍尔木兹港沉船中打捞出的青花瓷片，是泰国大城府寺庙壁画里身着锦袍的“三宝公”，是东非索马里渔民代代相传的歌谣：“东方来的大船，船头不挂刀，船尾不拖锁，只送盐、茶、布与药……”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郑和航海图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评语写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系统记录跨洋航行的实证文献，其和平导向、技术共享、文化尊重的精神，为今日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古老而鲜活的东方智慧。”

今天，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内，复建的“清源号”宝船静静停泊。船舷一侧，镌刻着郑和当年亲拟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