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官员们聚在一起谈中国，没别的词，主要就是提醒我们要提防啊，要做好防备，要避免脱钩，安全是第一位的。
实际上，欧美的资本早就悄悄排队，飞到中国谈合作。制药巨头们争相购买中国的生物科技专利，汽车公司的高管们也纷纷到国内的自动驾驶测试区转了一圈。
嘴上还嘴硬，但身体的反应可就不假了。
要是西方真想扳回一城，是继续搞关税，还是乖乖照着中国的办法好好学习、借鉴呢？
自动驾驶，中国车已经在马路上跑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给西方指出了个既伤自尊又挺实在的看法：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在中国面前败下阵来，那最靠谱的办法可不是堵门、吓唬谁，而是干脆学学中国那套，变得更像中国。
就拿最明显的行业说吧——自动驾驶。
在西方的想象中，顶尖科技一般都集中在加州和硅谷，画面通常是这样的：美国的试验车在高新园区里慢悠悠地行驶，工程师挂着工牌在车边四处跑，记者远远地望着感慨“这就是未来”。
实际上，当他们还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样板房式的未来”时，中国这边已经纷纷迈入“批量铺开的现实”阶段了。
眼下，美国的领军企业Waymo还在为硬件成本苦苦挣扎啊，自动驾驶的方案一套接一套，各种激光雷达、传感器不断地往车上装，弄得价格像是一辆移动的豪华仪器柜似的。
中国几家无人驾驶网约车企业，已经把整车花费压到了美国同行大概三分之一，不光是能开，还能在城市里真正接客、载人的那种。
这差距到底在哪儿呢？不是喊口号喊得再响，关键还得看供应链和规模的差异。
这十几年中国在电动车上的投入，不光是搞出一些品牌，更打造了一整套配套体系，从电池、芯片到激光雷达、摄像头、线束以及控制器，样样不少。
对中国企业来讲，激光雷达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稀罕的高端玩意，而变成了能挂上生产线、按照吨数发货的工业产品。
要是一套自动驾驶的硬件在国内能像手机配件一样大量生产，那成本可就会被压得死死的。
这就意味着，在美国，自动驾驶汽车只是在展会上展示的“未来模型”；而在国内，它已经变成了城市路口排队等待红灯的真实在路车辆。
更加重要的，还是路权和数据这块。
在美国，许多城市和州政府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上路都得经过一段繁琐的流程：安全听证、法律责任认定、保险条款等等，再加上政党之间不时表达态度，最后审批出来一小段测试路，车辆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试验。
中国的做法可真是与众不同，超过五十个城市已经开始放行无人出租车的路权，这可不是在PPT上说说而已，而是真实地图上的大片区域里，真正允许车辆上路测试。
工程师每天收到的，不是几条“演示路线”里那点漂亮的数字，而是成千上万真实乘客、真实路况中的混杂数据，比如早高峰里那些容易激动的司机，或者突然变道的外卖小哥，全都收入到训练集里。
所以，很多人在首次体验中国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时，感觉到的不是那种炫酷的“黑科技”，而是觉得“这车怎么看怎么像个老司机”——遇到电动车乱跑，会提前减速；在老旧小区门口，会自动计算行人的节奏，不再像实验室里那样呆板的AI，而是真正理解这座城市的脉络。
眼下西方最揪心的事儿就是：他们的理论、论文、专利一个不少，资本实力也不虚，可偏偏最后还是被中国用一条条实打实的马路拖得远远的。
英国《经济学人》点评得很直接，西方曾指望通过封锁芯片、限制关键零件给中国设卡，结果却发现，中国早已在新赛道上建立起了独特的体系。
要说更尴尬的事，这套东西居然也开始销往欧洲和中东，竟然变成他们口中所谓的“中国方案”。
从仿制药工厂到专利出口，谁在给谁交学费
要是说自动驾驶的差距还能归咎于“产业链优势”，那在生物医药这方面，就把不少西方人的安全感彻彻底底搞得碎碎的。
以前，西方那些制药巨头眼里中国就这么个定位：主要是代工厂，是仿制药的仓库，帮他们压价格的地方。
高端的研发、原创性的专利以及全球范围的定价这些关键环节，要么集中在美国，要么在欧洲。
这几年来，中国已经从仿制药大国迅速崛起，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新药研发国家。
背后隐藏着两个特别明显的转变：第一个是国内真正从事创新药研发的企业逐渐增多了，不再只是轻微调整成分或换换剂型，而是对靶点筛选、临床方案都全盘推敲，整个过程都在推动；第二个则是西方那帮制药大佬们，开始主动跑到中国来谈授权，纷纷排队购买本土生物科技公司的专利。
这意味着，曾经在他们眼中只做“复制”的那一方，现在逐渐开始推出自己的原创方案，而且都是让欧美巨头真正拿出真金白银上门的那种。
这一步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不少西方评论喜欢把原因归结为两个词：补贴和行政推动。不过真正掰开来看，就会发现，最核心的一环其实在监管方面。
2016年，中国提出生物技术战略时，外界关注的主要还是产业布局和投资规模，反倒没人特别注意药监体系是怎么变革的。
几年过去了，推动行业发展的，正是这部分看似没那么耀眼的实打实的辛苦工作。
药监部门招了四倍的人，堆积了多年积压的上万份新药申请逐步整理完毕。审批速度也从以前那种动不动一两年，变成了几十天左右。
对研发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试验安排、资金安排，甚至人才规划，都不再是“可能等死”的状态，而变成了“看得见希望”。
如今，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都在中国进行，这份成绩可不是喊口号就能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流程被拆解、改写、压缩，才换来了这份成绩。
临床试验本来风险就大，又得经历漫长的时间，如果每个环节都再多出半年、一年的时间，很多公司可能都扛不住，直接被拖垮。
反之，如果把周期大大缩短，配备充足的人力和明确的规程，研发企业就会更倾向于把那些真正关键的项目放在这里推进。
美国依然拥有全球顶尖的大学、研究院以及一流科学家，不过基础科研经费被各种政治争斗所削减，移民政策对高端人才的态度越发不够友好。医药监管机构也担心舆论压力，一旦出问题就会受到立法机构的追责，因此整体偏向小心谨慎、守旧的方向发展。
欧洲这边强调预防为主，啥事都得“绝对安全”，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也拉得特别长。一算企业的成本，脑袋一转，难免就会往其他地方打望。
这些年来，西方人一直觉得自己的优势就是那一套制度和价值观天然高人一等，只要坚持这个，就能一直领跑科技的最高峰。
可是如今的局势是，无论是自动驾驶还是生物医药，中国走的都是另一套思路：先让试验能够落地，确保企业能挺住，让流程顺畅起来，基于这些再逐步提升要求。
西方要翻盘，是学会放下骄傲
西方国家的想法其实挺直接的，要么就觉得“西方不行啦”，要么就觉得“学中国”等于放弃自己的特色。
它的主要意思其实挺明白的：将来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天下，还得看后头的发展。
要是在自动驾驶、生物医药、清洁能源这些重要行业，西方想继续占优势，那就得下大力气搞清楚中国的运作方式，把里面适合自己的东西挑出来拿去用，敢于从根本上改制度，才能不被甩下。
这里有几个要紧的点，是西方得面对的，但目前大多数还在绕弯子，没有正面应对。
这么多年过去了，谈到效率啊，西方的政客总喜欢拿“程序正义”跟“安全”当挡箭牌。流程拖拉、审批迟缓、工程落后，只要这样，就说一句“我们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就能搪塞过去。
要知道啊，咱们中国的无人出租车，早在实验室里演示“安全”的时候，已经跑了几千万次真实路况啦；而在听证会上的药物极端个案讨论持续多年时，咱们在一线病房的临床试验也早就积累了大批真实数据。
这效率可不是空洞的概念，它最终会反映在整个产业的竞争优势上，比如企业决定在哪里布局、人才愿意长久留在那儿工作，以及消费者最终能否用上更实惠、更好用的技术产品。
这几年，中国干了一些西方不太喜欢，但对产业来说特别关键的事：开放真实城市路权供试验，用实际行动移除前沿技术的行政障碍，让监管部门有更多人手和权限处理积压的事情，还把审批时间压缩到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
要想在竞争中不落后于中国，光靠喊“加大科研投入”或“支持创新”这些漂亮的口号可不行，得真动真格，在监管体制上搞点实事，比如说哪些环节可以缩减一点，哪些审批流程可以错开并联，哪些试点先试一试，遇到问题能迅速纠正而不是一刀切死掉。
这正好就是当今欧美政治中最扯皮的地方。党派斗争激烈，选举周期又短，舆论压力大，导致不少政客不太愿意为长远的规划冒眼前的风险。
只要能拖就拖，能推到下一任就推到下一任。结果呢，本来还可以运行的体制，慢慢变成了哪个都不敢试，不愿意扛责任的一套机制。
《经济学人》里面有个挺扎心的看法：西方自己把自己当成“市场经济的典范”，最懂企业家精神的人，可到最后，反而越来越怕冒险，越发依赖保护主义来挡刀。
这几年常能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一方面有人议论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各种游说团体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积极推动限制中国汽车、药企，还有中国的数据，动作频频。
保护当然可以，但关键在于保护的目的要是争取时间，推动升级，而不能就为了掩盖问题，装作没看到似的。
到底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这事归他们自己决定；至于学多少、用什么方式，也都由他们自己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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