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些社会或经济方案的愿景多么宏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给本就脆弱的市镇财政预算平衡带来巨大压力。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提款机”再次被摆上桌面——建成房屋土地税。作为市镇财政的第一大收入来源，该税种在2020年至2024年间已累计上涨19%。
面对未来六年的任期，土地税还能像过去那样被无限榨取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需要澄清的是，这里讨论的仅是“建成房屋土地税”。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违背直觉，但它其实只占你税单首屏应付总额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税单通常还捆绑了生活垃圾清运税、旨在资助水域管理和防洪的专项税，以及特定的设备专项税等。
具体到土地税的计算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它是计税基数（即不动产价值的估值）与税率的乘积。决定这两者每年变动方向的权力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
首先是计税基数（行政术语为“地籍租赁价值”）。每年根据修订指数波动。过去该指数由国会议员在财政法案中投票决定，如今则已趋向自动化。
其次是税率。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税率由接收该税款的地方当局（现为市镇及市镇联合体）决定，通常在每年通过原始预算时同步投票产生。
2025年，土地税计税基数的普遍挂钩调整率为1.7%，预计2026年这一数字将降至0.8%。这标志着一个相对缓和期的到来。此前，基数曾经历过大幅飙升：2022年上涨3.4%，2023年更是达到7.1%。回顾2005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仅为1.6%。显然，2020至2026年这一任期见证了计税基数的剧烈膨胀。
为什么议员们没能守住公民的购买力？
过去，国会议员在确定年度调整指数时，虽然名义上是“参考租金变化”，但实际上会根据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政治裁量。在2017年的财政法案中，为了追求某种“实证主义”和去政治化，议员们决定将涨幅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
这种自动化机制在当时无法预见2020至2026年间的恶性通胀。结果，议员们在无意中放弃了这一历史上属于他们的、本可用于宏观调控的重要职权。
按理说，如果计税基数已经随通胀上涨，土地税率理应保持稳定。但现实并非如此，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国家补助缩水：市镇及其联合体的其他运营收入增长远低于通胀。国家拨付的补助金在经历了数年的下降（地方政府为控制公共财政做出的贡献）后，目前仅维持在稳定水平。
其二，税种消失后的杠杆缺失：随着居住税的消失（十年前职业税也已停征），尽管国家对地方预算进行了补偿，但并未赋予地方政府新的税收手段。由于缺乏其他税收杠杆，地方行政长官在寻求预算增量时，几乎只剩下提高土地税这一唯一选项。
其三，被动承压与生态转型：在“不惜一切代价”的疫情救助政策后，地方政府需恢复预算平衡，吸收国家强加的预算支出（如公务员工资上涨），并寻找资金应对生态转型。
虽然从整体数据看，即将结束的任期内全国平均税率涨幅仅为7%，但部分大城市选择了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动用这一税收杠杆。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在2026年后继续以此空间作为腾挪手段，已几乎不再可能。
除了数额的爆发式增长，目前的土地税体系还面临着深刻的公平性拷问，例如：
背离纳税能力：房屋价值并非衡量个人贡献能力的最佳指标。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于最贫困的20%业主而言，土地税占其可用收入的比重已超过4%。
地籍估值过时：行政部门目前使用的房屋估值标准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初，早已与房地产市场现实脱节。但税法改革的一个悖论是：情况越不公平，纠偏就越困难。“无代表权的纳税”与“无税收的代表权”：居住税取消后，税收压力高度集中于业主，其中部分是不居住在该市镇、没有投票权的非居民业主。具有投票权的租户几乎不承担任何地方财政责任。这种失衡从长远来看，极大地挑战了地方民主的稳定性。
展望2026至2032年的任期，理论上“税务节制”应当成为主旋律。考虑到各派候选人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施政方案，账单在未来几年继续加重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这不仅将对公共财政产生余波，更深远的影响可能在于地方民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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