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贴年画，是我童年最美妙的年味记忆。
上世纪60年代的华北平原，年俗里总绕不开杨柳青年画。过年的日子，家家户户的墙上都贴着杨柳青年画。对联岁岁换新句，鞭炮代代改模样，年糕面食也翻着新花样，唯有年画里的胖娃娃，永远抱着肥硕的鲤鱼，手里攥着嫩粉的莲花——这就是老辈人说的“连年有余”。画中娃娃一边是男孩、一边是女孩，鱼则融合鲤鱼头、鲫鱼身、金鱼尾的特点，分别暗含儿女双全、吉祥和谐的美好祝愿。红的、粉的、金的色彩，把土坯房的门窗映得色彩斑斓、暖意融融。
我那时还是个娃娃，总被画里鲜亮的颜色、细腻的笔法勾了魂；许是着迷于“杨柳青年画千年鼓一张”的传说，总盼着画里的娃娃能走下来，陪我抬着鲤鱼给母亲，换一锅喷香的佳肴。就这样，我对杨柳青年画的喜欢，一藏就是许多年。
上学后才知，这年画得名于天津西青的杨柳青镇——那是木版年画的沃土，以木版套印加手工彩绘为特色，刻工精细如绣花，色彩典雅又鲜活，吸纳了宋元绘画的韵致，也融合了明代木刻、戏曲的神采，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是公认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首”。从那时起，去杨柳青看看年画如何诞生，就成了我心里一个沉甸甸的心愿。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寒假，堂兄去天津出差，我软磨硬泡，终于站到了杨柳青一间百年老作坊前。青砖墙上爬着干枯的爬山虎，窗棂上糊着往年的年画边角料，年画里的胖娃娃就在那些碎纸上咧着嘴，露出两颗小虎牙。
推门而入，八仙桌上铺着平整的生宣，案头摆着调色碟，朱砂、藤黄、花青一溜排开，墨香混着颜料的气息扑面而来。“杨柳青年画讲究‘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少一道，画里的精气神就散一分。”师傅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跟我们念叨。
我最痴迷的是“绘”的环节。刻版师傅早已拓好了线版，白纸上，胖娃娃的轮廓、鲤鱼的鳞片、莲花的脉络清晰可辨，就等颜料给它们“披上新衣”。师傅握笔的手稳得像定了桩，手腕轻轻一转，丹红便精准落在娃娃的肚兜上，不偏不倚；再蘸藤黄，在莲花尖上轻轻一点，似有露珠欲滴；最后用淡绿晕染莲叶，寥寥几笔，便生出风拂莲叶的灵动。
“胖娃娃得笑出劲儿来，眼睛要圆，脸蛋要红，这样才讨喜。”他说着，指尖蘸了点儿朱砂，在娃娃眉心轻轻一点——那瞬间，纸上的娃娃像被吹了口仙气，活了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蹦下来，抱着鲤鱼在地上打滚。
我缠着师傅问东问西，堂兄怕耽误人家干活，硬拖着我离开。我一步三回头，把那抹朱砂、那阵墨香，还有师傅的话，都悄悄藏进了心里，暗下决心，以后定要再来。
记忆里，春节前的估衣街、北大关最是热闹。年画摊位沿街铺开，一张张年画在寒风中舒展，红的艳、黄的亮、绿的鲜，把整条街都染得绚丽多彩。天后宫的庙会上更甚，年画作坊摆出最新的画样，画工们现场演示刻版、绘画，刀刃划过木头的“沙沙”声、毛笔蘸色的“簌簌”声，引得游人驻足围观，有人小心翼翼卷好年画，说要带回去收藏，仿佛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退休后，我搬到天津生活。每年春节回老家前，总会去杨柳青的年画作坊转一转，买一张年画带回去。只是不知从何时起，作坊里的画工渐渐少了，来买年画的人也稀了。老板一边给胖娃娃的肚兜上色，一边叹气：“现在年轻人爱贴春联、挂福字，不爱贴年画了。”语气里有惋惜，却无抱怨，“可这杨柳青年画是老天津卫的根，是咱津门人的念想，不能断！”他的毛笔落在纸上，力道依旧稳健。
去年腊月去天津时，竟发现杨柳青明清街的年画作坊又热闹起来。不少年轻人慕名而来，有的跟着老画工学刻版，片刻也不肯停；有的举着相机，记录下每一道工序；还有的把年画印在胸章、扇面、帆布包、笔记本上，做成了新潮的文创产品。而有的作坊里多了几个稚气的身影，娃娃们握着毛笔，学着师傅的样子给胖娃娃上色，手法虽显生涩，眼神却满是认真。墙上也换了新模样，除了传统的《莲年有余》《门神》，还多了津门新景、市井风情——天津之眼的浪漫和古文化街的烟火气跃然纸上，传统韵味里，多了几分现代津城的鲜活。
站在作坊里，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年画，闻着熟悉的墨香，我忽然懂了：老天津卫的记忆，从不是尘封在岁月里的过往。它藏在运河的碧波里，藏在杨柳青的青石板路上，藏在杨柳青年画的笔墨丹青里，藏在一年又一年的杨柳青青中……那些胖娃娃的笑容，那些鲤鱼的灵动，那些莲花的芬芳，不仅是一代代津门人的年味记忆，更是老天津卫文化的根脉。它就像一扇窗，推开它，便能看见老天津卫的烟火气，看见岁月里的温情与念想，更看见一座城市在时代变迁中，从未遗失的魂。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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