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的秋天，江南一带天气已带凉意，一纸奏折却让几个官员心里直冒冷汗。奏折里提到一本诗集，名字叫《一柱楼诗》，几句看似普通的诗句，被人咬定“语多激愤”，牵连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举人，还有一位身在江宁的二品大员——江宁布政使陶易。
有意思的是，这场文字狱后来在史书里留名，人们谈得最多的，却往往不是诗，而是抄家时那几串冷冰冰的数字。通过这些数字，多少能看清一点：清代一个几十年不贪不抢、只拿明面收入的二品官，到底能攒下多少家底，这个问题比想象中更“扎心”。
人们嘴里常挂的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听起来风光，听起来油水不小。可真要摊开账本，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放在乾隆朝这样制度日趋严密的阶段，就更见分晓。
一、从“雪花银”的传说说起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在民间流传已久。听上去，好像只要当上一个地方父母官，即使不贪不占，兜里银子也会一抓一大把。很多人据此认定，清代官场个个腰缠万贯，尤其到了二品三级，更是富得流油。
但细看清代制度，这句话其实带了点夸张和调侃，不能当真。清代的俸禄制度非常明确，官员的“阳面收入”主要分三块：年俸、养廉银，以及一些法律允许的常规规礼。后两项差异很大，不同地区、不同职务，数额和实际到手情况都不一样。
雍正朝以后，为了“养廉”，朝廷专门给地方大员发养廉银，名义上是让官员过得体面，少伸贪手。从二品往上，金额确实不低，特别是江南等富庶之地，更容易被人想象成“银子滚滚来”的肥缺。
问题在于，纸面上看起来风光的数字，换算成真实家产却未必那么耀眼。原因很简单：官场讲排场，家中讲体面，出门讲体统，一年到头各种人情往来、交际应酬、养幕、养家、赏人，银子出得飞快。只算收入不算支出，只看说法不看账本，很容易产生“官就必富”的误解。
要想知道一个不贪腐的二品官到底能积累多少财产，最直观的办法，不是听传说，而是看抄家清单。清代没有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在官员获罪时，家底才会被彻底翻出来。这种时候，金银器皿、田产房契、衣物书画，往往登记得格外仔细。
乾隆年间的江宁布政使陶易，就是这样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
二、一个“穷举人”的仕途与收入
有档案记载，陶易曾在奏折中提到自己“原系一穷举人”。这句话没什么修辞，意思很直白：家里不算殷实，好不容易读书出身，靠着科举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仕途。他祖上没有显赫门第可依，只能靠个人苦熬。
从知县起身，再转府、转道，最后做到江宁布政使，到了乾隆中期，他已经是正儿八经的二品地方重臣。江宁布政使，负责的是江宁一带的财政、赋税、钱粮出入，位置不算最高，却实在要害。
从制度上说，自雍正朝推行养廉银后，二品官员的明面收入比以前涨了不少。以江宁布政使为例，年俸约155两白银，另外有养廉银八千到一万两不等，再加上一些按惯例收取的规礼、补贴之类，综合算下来，一年总收入大致在三万两左右。
三万两，这在普通百姓眼里是天文数字。一个一辈子面朝黄土的穷农户，能攒下一二十两已经不易，三万两几乎是想都不敢想。但放在高等级官员身上，情况又不一样。
以清代官场习气来看，二品大员一身上下，吃穿用度都不能寒酸。迎来送往、上下相交、设宴待客、年节赏赐，哪个地方都得出钱。别说自己，光是幕僚、家丁、仆役这些日常开支，就足以吞掉大半。再加上家中老小，可能还要奉养宗族长辈，真正能落在自己手里、变成“家产”的部分，其实有限。
不得不说，从账面收入到实物家产，这中间有个很大的消耗过程。陶易做官多年，又身处乾隆盛世，看上去机会不缺，可当他的家产被登记在案的时候，呈现出的数字，远没有“十万雪花银”那样耀眼。
三、文字狱风起：陶易为何遭殃
陶易倒霉，不在贪污，而在“文字狱”三个字上。
乾隆四十三年，江苏一位名叫童志璘的民人，揭发已故举人徐述夔的诗集《一柱楼诗》，说其中“语多激愤”。这件事本来只在地方上流转，到了当年八月，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将这一情况上奏，乾隆皇帝看了奏折，当场下旨要“从严查究”。
当时的江宁布政使是陶易。更早几个月，他其实已经接到下层的举报，只是没有紧追不放。对他来说，老举人的诗，旧文旧集，未必当回事。但在乾隆眼里，这就是态度问题：朝廷既已对文字之事格外敏感，地方大员稍有迟疑，就很容易被认作“有意袒护”。
乾隆皇帝翻阅案卷之后，心思已定。到了八月之后，查办一层层推进，不但徐述夔的家产被抄，这条线索也顺藤摸瓜，落到了陶易头上。到了九月十六日，圣旨下达，陶易被革职，押往京城，由刑部议处。不到十天，又有一道圣旨追上，命地方官员将陶易的家产“严密查封”。
有一段想象得出的场景：当差役带着抄家文书踏进陶家大门时，家中人等即便再镇静，心里怕也是一片惶然。有人也许还抱着一点侥幸——毕竟陶易并未贪墨钱粮，顶多是个“不严”的罪名。然而清代的抄家，并不看你贪不贪，只看皇帝要不要借此立威。只要命令下来，一切财物照查不误。
就这样，一个几十年科场出身、一步步在地方打拼上来的二品大员，被卷进了一场因诗而起的风波。要命的是，抄家清单让他的“家底真相”赤裸裸摆在了乾隆面前，也摆在了后人面前。
四、抄家清单里的冷数字
很快，两江总督萨载把江宁一处的查抄情况写成奏报，送到了京城。这份清单在史料里有详细记载，大致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
江宁任所查出：金器饰、金锭共九十五两，银二千三百五十八两，玉器大小一百八十五件，旧铜器二十五件，旧瓷器四十件。除此之外，还有绸缎皮料、蟒袍、绒锦、羽毛服饰，新旧衣物，首饰朝珠，连各种零星器物，都一一登记。
这些东西铺开来，数量看似不少，许多还是身份象征。蟒袍、朝珠这些，不仅讲究材料，也关乎官阶。对一位二品大员而言，这样的服饰算是“标准配置”，不能少，但也谈不上奢侈到惊人。
与此同时，山东巡抚国泰在陶易的原籍文登一带，也做了详细查封。奏报中列出：威海卫住房七十四间，地契二十四份（估价九千八百七十两），园地契两张。家中还有男女衣物（绸缎、皮棉、布衣等）、银器首饰、铜锡器皿、瓷器、书籍、木漆器物。现银只有六十余两，钱一万七千七百文。
值得一提的是，国泰另外查到一个细节：陶易的儿子陶曾恒在同年九月间从江宁回山东途中，曾携带银两一千八百余两，用去路费约二百两，到了原籍还剩一千六百两，一并被查封追缴。这一段过程，被记录得十分干脆。
这样一笔笔加总下来，大致估算，陶易一家财产约为白银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九两。这个数字不是想象，是账本，是抄家官员清清楚楚列出来的清单。
三万多两，普通人看着吓人，一个小农家庭几代人都未必摸到这么多银子。可换个角度想：陶易做官几十年，升迁有序，终至二品，且管的是江南要地。如果真是“油水丰厚”而又大肆侵吞，这个数目显然说不过去。
有一点不难看出：在没有贪腐前提下，一个做到二品、年收入看着不低的地方大员，能积累到的家产，大致就在几万两这个量级。这不是穷，但离民间想象中的“动辄数十上百万两”相差很远。
五、结局与“抄后返还”的一段插曲
陶易的案子走得很快，却收得并不算太重。乾隆没有把他送上死路，而是“加恩免死”。不过，这句“免死”，对当事人来说并不算福气——他在解往京师的途中病倒，没多久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这在当时也称不上短寿。乾隆四十三年，他六十四；往前推，他生于康熙晚期，到雍正、乾隆两朝一路做官，算起来也是“老资格”的地方官员。只可惜，几十年辛苦经营到头，家产散尽，人命也在路上折损。
故事还有一个尾声。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大庆，登基已满六十年。为了表示恩泽，朝廷对部分原先被抄家的官员进行宽免，择其家属，归还部分财产。陶易的名字就列在其中，他的家人因此拿回一点东西。
这点返还，对当年被抄得干干净净的陶家来说，只能说略带安慰，谈不上翻身。真正折射出来的，是乾隆中晚期那种“前紧后松”的政治气氛——前期格外严厉，动辄文字狱、抄家；到晚年稍微松一点，却也只能向死去的人表示象征性的宽仁。
无论如何，陶易这一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文字狱的一个注脚，更是一份还算清楚的“官员家产实录”。
六、再看几位乾隆年间被抄的官员
有人或许会说，陶易不过是个地方布政使，家底有限不算奇怪。那换个角度，如果是更接近中央的官员呢？或者涉及案件较大、受牵连更深的人呢？乾隆朝的相关记载里，确实还能找到几例很有参考价值的案子。
比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齐召南。他也是在文字狱风潮中被牵连的官员之一。齐召南身居京师，职务在中央，往来之人多是达官显宦，不少人想象他家中肯定金玉满堂。可抄家之后，账面折算出来的财产，只相当于四千三百四十九两白银左右。
四千多两，对普通百姓还是个大数，对一个在京多年、兼掌文书典礼的中枢重臣，这个数字未免显得“寒酸”。这也说明，不少依规行事、没有大肆贪墨的官员，除了吃穿体面，真要问家底，往往并不宽裕。
再看大理寺卿尹嘉铨。大理寺掌刑狱裁断，名义上位高权重。尹嘉铨被抄家时，家中财产大致折合八千零五十五两。这比齐召南稍多，却也远达不到惊人程度，只能算中等偏上。
与这些“有品秩”的官员相比，那些仅有功名而无实职的士人，家境就更容易一眼看穿。乾隆朝留有记录的，如举人王锡侯，被抄家时家产只有两百九十六两。还有一位生员（秀才）祝廷铮，家产二百一十七两，连一两都要掰开用的那种水平。
从二百多两到几万两，这几个人构成了一条很清晰的横线。可以看见的是，职务越高，收入确实越多，家产也相应往上提；但不贪不占的前提下，哪怕做到二品，家中的银子大致也就是几万两；到了京官层次，若不刻意攒钱，有时甚至比地方大员还显得紧张。
七、官不一定富，富未必在官
综合这些抄家记录，可以得出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结论：清代大案中，只有那些真正在银钱上大肆伸手的贪官，才会出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两的惊人数字。一般循规蹈矩的官员，家产水位远没那么夸张。
换句话说，“官场必然富裕”的刻板印象，与档案中呈现出的真实状况有不小差距。不论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还是道员、知府一类地方柱石，若只是拿俸禄、养廉银和少量合法规礼，家里真要拿出万两以上现银，还真不是家家做得到。
试想一下，一个经年累月都在外为官的人，家中老小常年在老家生活，两边开支都不小。官场讲一个“撑门面”，很多花费下去，并不会变成实打实的资产，只是转化为短暂的人情、短暂的排场。等到哪天风云突变，一纸抄家文书下来，当初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最后都只会折算成账本上的冷数字。
遗憾的是，对后世不少读者而言，印象更深的往往是那些少数“大贪”留下的惊人数字。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两，一下子盖过了更多“平庸”的账本。他们的存在，容易让人误以为清代官员普遍富可敌国，似乎只要坐上官位，财源自然滚滚而来。
而在陶易、齐召南、尹嘉铨、王锡侯、祝廷铮这些人的账本里，展现出来的是另一面：有人勤勤恳恳，做到二品，积累了几万两；有人在京为官，权责不低，家产不过几千两；有人寒窗苦读，却终身清苦。这些数字虽然朴实，却非常真实。
从这层意义上说，抄家清单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们不靠传说，不靠坊间渲染，而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提醒后人：在清代那套制度下，一个不贪腐的二品官，能有多少家产，其实早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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