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早期历史上，很少有像博古（秦邦宪）和毛主席这样的关系，既有转折，又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博古曾经是留苏学生，24岁就当上了我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毛主席是土生土长、从革命实践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战略家。
一谈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想到的是遵义会议上博古同志当年的言论，存在一些对立，当然这些言论绝不是私人恩怨，准确的讲是革命路线上存在分歧。
可是遵义会议之后，我们似乎很少关注他们两人关系的后续，包括遵义会议上平稳的交接、延安时期的密切合作，以及后来“四八空难”发生后毛主席的深深悲痛。
要理解博古和毛主席的关系，得回到上世纪30年代初。1931年9月，才24岁的博古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当上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
他是个充满革命热情但缺少实践经验的年轻人。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痛心地说，这条错误路线给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了100%，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个代价太大，才有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阶段：因为路线问题站在了对立面。
不过，即便在那个阶段，博古这个人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问博古有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博古说了两条：第一，朱毛是红军的创始人，他们是革命的旗帜；第二，共产国际曾要求他团结毛泽东。
事实上，1931年筹备苏维埃政府的时候，正是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毛泽东当政府主席。这种对毛泽东的尊重，为后来的关系转变埋下了伏笔。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博古和毛泽东关系的转折点。过去很多人只盯着会场上的争论，但更值得看的，是会后的权力是怎么平稳过渡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原来的“三人团”。博古虽然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但仍然是政治局常委。
这一交，交出了党内的团结，也交出了红军的出路。和历史上很多流血的权力斗争不同，博古的做法展现了一个党员服从组织、顾全大局的觉悟。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到，正是这种团结，才让遵义会议后的党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最典型的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枪多，想分裂党和红军。
博古站出来坚决反对，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方针，成了反对分裂的干将。这种关键时刻的选择，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对博古的信任体现在具体工作的安排上。1936年红军东征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线，谁来看家？毛泽东让博古当了后方总负责人。
这可是个烂摊子：陕北黄土地贫瘠，红军来了几万人，吃穿都是大问题。博古以前只有宣传和组织经验，从没管过经济。
但他和林伯渠一起，不到一年时间就稳住了后方的经济，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段经历说明，博古不是只会照搬书本的人，只要深入实际，他一样能干成事。
更大的考验是西安事变。事变爆发后，中央决定和平解决，但派谁去执行？毛泽东点名让博古和叶剑英一起去西安，协助周恩来。
当时的西安情况复杂，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对抓蒋氏、放蒋氏意见不一。博古深入做群众工作，统一党内认识，做了大量细致的事。后来发回中央的两封重要电报，都是周恩来和博古一起签发的。
从那以后，博古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的常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博古当了中央驻南京代表，跟国民党谈国共合作、新四军组建的事。
面对对方的刁难，博古沉着应对，最终促成了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主席对博古的谈判能力很认可，之后凡是重要的对国民党谈判，几乎都派博古去。
如果说遵义会议让博古的政治生涯走了下坡路，那延安时期就是他新才能的爆发期。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重庆《新华日报》被蒋氏严密封锁。博古深感痛心：有军队、有政权，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发声筒。他建议中央办一份大型日报和一个强大的通讯社。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当社长，同时还管着新华社和中央出版局。从此，博古把自己的才华都用在了新闻事业上。
毛泽东和博古在清凉山上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解放日报》的创刊词是毛泽东写的，头版头条常常是博古写的。
后来对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时，毛泽东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报纸、通讯社是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党报是党的喉舌，代表党说话。”最后，他特意嘱咐大家“在博古同志领导下，把新闻工作做得更好”。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在博古同志领导下”，这是最高领袖对博古工作的最大肯定。今天，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两人的铜像并排而立，他们一起被称为我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希望又被内战的阴云笼罩了。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协会议的宪法审议工作。为了尽快向中央汇报和请示重要问题，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等人冒着恶劣天气坐飞机回延安。
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博古才39岁。
延安三万多群众自发参加了追悼会，这是延安时期仅有的两次三万人大会之一。这一次，一半人是自发来悼念这位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民主政治付出生命的领导人。
回顾博古39年的人生，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反映了我党从年轻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博古犯过错误，但他没有一直错下去。当实践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他选择了服从组织、维护团结，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奋斗，直到献出生命。
毛主席对博古的态度，也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胸怀。他对博古的错误的批评是严厉的、彻底的，但对博古本人的使用是信任的、大胆的。
从让博主管后方经济，到派他去谈判，再到放手让他办党报，毛泽东做到了既治病救人、又人尽其才。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博古和毛主席的交往，是一个关于原则、团结、奉献和牺牲的故事。读懂了他们的故事，也就读懂了我党为什么能一次次在危难中绝处逢生、在挫折后越来越坚强的道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