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新旧两年更替之时，我们看到海外市场又泛起若干杂音：
荷兰挑起的“安世之乱”至今仍在继续；巴拿马最高法院带头“弃约”；澳大利亚谋夺达尔文港运营权；日本“向右转”加剧，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部分国家还在修改国内投资法规，可能导致侵夺中企在内的外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则在慕安会笑里藏刀，再次重申与中国是“根本性的挑战”，明确“不抱幻想”，呼吁美西方协同应对。
可以说，2026年非但不会风平浪静，反而会有更大的风浪等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端正心态，就像伽利略当年画圆展示的那样，越是发展、越是强大，触及的问题必然越多，不要对问题有畏难心理。
另一方面，则不应只是被动应对，要勇于跳出自证循环，牵引议题设置，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全球体系“认知重启”的大争之世，我们要做“出题人”。
“出题”，首先是时代的需要
我们都知道，当前全球新动能依然不足，进入到了“存量时代”。老牌强国们甚至带头陷入到增长失速的状态，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估G7国家GDP平均增速仅为1.2%，且2026年还将进一步下调至1.0%，德国、法国、日本增速不到1%甚至0.5%。英国刚刚庆祝了自己增长预期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高的，2025年四季度增速就破预期回落至0.1%。而就这点可怜的增速，还有大量来自非生产性行业的从业者抬高服务价格，挤出“泡沫”后将更低。
G7国家2024年以来每季度的GDP增速，多在1%以内徘徊。图表来源：ONS, Various
发达国家如此，新兴市场同样动能不足，IMF预测的金砖国家经济平均增幅也不过在3.7%-3.8%之间徘徊。世界银行统计发现，由高增长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前沿市场”，自2000年以来的违约率已经达到40%，尤其是自2020年以来，违约数量已经超过其他所有经济体的总和。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掌握着关键矿产或关键水道的中小国家，近年来侵吞海外投资的现象陡增。这绝不是中国一家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评估客观形势时需要掌握的背景知识。
世界银行预估，未来十年内，超过三分之一的低收入经济体还将比五年前更贫穷。而在这个所谓的新能源、6G、人工智能等各类新技术花团锦簇的时代，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将降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大量技术是拿着概念、画出预期、然后不断在场景中试错，无法产生规模效应。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对这些技术的转化效率，显然是没有信心的。
将会导致全球进一步萧条的原因还在于，经历过漫长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多年疫情冲击之后，各国的财政刺激能力被大幅度削弱，债务率普遍攀升，应对危机的工具箱也变小了。
再切换到基层视角，当此之时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就业，尤其是青年人的就业。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显示，全球青年的失业率已经到了年长者的两倍以上。未就业、未受教育、未受培训的青年被称为“尼特族”（NEET），2025年全球“尼特族”的比例已经高达四分之一，而且在人工智能大潮面前仍有加剧之势。《卫报》近期对七国850名企业高管的调查发现，41%认为AI正助其缩减人力，25%表示初级岗位任务可能很快主要由AI承担。
经合组织国家青年、成人及总失业率对比，部分发达国家的青年与年长者的失业比，甚至都超过了2倍乃至3倍。图表来源：OECD
从全球视野来看，人工智能这波预期，一方面“只听楼梯响，没见人下来”，对生产力增量的实际带动有限。但另一方面却已经能够胜任一些基础工作，进而进一步侵吞就业岗位。它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预期大饼带动的股票估值过高，将会进一步推高股市泡沫，在资本市场积聚更大的隐患。
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AI畅想中，美股市值前十位的股票，占全美股市总市值的比重，在十年内翻了一番都不止，连JP摩根都在预警集中度的加剧可能成为市场的关键风险。而此时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全球金融市场的龙头，正在酝酿着下一轮金融危机……
通过对上文的简短复盘，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几条推论：
一是本轮全球经济遭遇的“动能瓶颈”，短期内看不到反弹回升的可能，这也将会是二战以来最长的衰退周期。全球化1.0曾带动相当一批国家取得过相当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如今“由奢入俭难”，反差效应带来的冲击，会从基本面蔓延到大众心理。当前民粹主义的抬头，也正是这种现象传导后产生的行为经济学，再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的波涛滚滚。
二是本轮经济瓶颈，对于青年冲击很大，并且还将进一步加剧。大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与培训的人，在自己最具有活力的岁数，偏偏少了稳定的工作，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这将极大推高民粹主义的蔓延，并将被所谓的“深层政府”利用，与西方搞出来的选票政治产生奇妙化学反应，造成相关国家的政策更加丧失严肃性和持续性，喧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三是本轮经济瓶颈将会导致现行国际秩序遭遇“上下夹逼”。以往的危机大多可以通过大国协商、国际和区域组织协调来克服。但这样的模式在如今已被大为削弱。最为强大的国家在资产泡沫、财政压力、霸权衰减中已经带头搞民粹，图谋颠覆国际秩序。中小国家的违约行为，如上文所述，正在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当“说谎者悖论”蔓延到契约精神，形成普遍弃约，其对于国际秩序的颠覆性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礼崩乐坏”的十字路口，敢于“出题”，才能命题
面对这样的秩序震荡，夹在中间的国家感知格外深刻，“旧秩序已死”成为了各国吐槽的高频词汇。
比如不久前的达沃斯论坛就变成了“诉苦大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就说，二战以来国际体系中的制衡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表示：“过去8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规范、惯例和信任正遭到蚕食”，世界正在陷入“滑向无序深渊的衰退”。德国总理默茨也在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称，“基于权利与规则的国际世界秩序”已经终结。
单看口头表述上，反思最为深刻的当数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直言不讳以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就带有虚假色彩，“大国强权可以在需要时选择无视规则，贸易准则的推行也并非公平一致。”“国际法的适用力度，也往往取决于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但是依托于规则的相对稳定性，以及从中获得的安全保障，裱糊起了多数国家在过往秩序的“参与感”。可是如今，“当规则不再保护你时，你必须学会自保。”
上述人士的表态，只是近阶段各国政要密集发声中的几条，秩序崩坏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并且旧秩序本身就已积弊丛生，如今的种种乱象在动荡中彻底撕开了遮羞布，信任一旦摧毁，就不可能再重回过去。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采访了全球1500位相关领域专家后认为，多边主义正在坍缩。信任衰退、透明度下降、对法制的尊重消退，以及保护主义的加剧，同时冲击着国际关系、贸易和投资，并加剧冲突倾向。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地缘经济对抗和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已经成为2026年最有可能引发重大全球危机的首要风险，遥遥领先于其他风险因素。
当前全球风险形势。图表来源：WEF
从近代到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军力、资源、经济实力等“结构性权力”，向塑造国际规则、议程和制度安排的“制度性权力”演进的过程。事实上，正如卡尼所指出的那样，过往的国际秩序是张“二皮脸”，霸权主义国家依然依托自己的“结构性权力”，谋求凌驾于国际秩序之上，但也要形式上尊重自己参与缔造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法安排，表现出行使“制度性权力”的形式。并且平心而论，在过往几十年，这些国家也确实提供了一定的公共产品，夯实了相关制度性安排的基础。
也正因此，当美国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渐成趋势之后，不仅是叙事和权力应用的返祖，颠覆各国对现有秩序的信任，而且在实操中，由于美国正试图把“美国优先”、唯我独尊阐释为“规则”，由此也打开了裱糊在原有秩序内的潘多拉魔盒，将会刺激各国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源，也纷纷返归“结构性权力”的应用。
其实对中国来说，这本不该是新鲜事，春秋“礼崩乐坏”就是这么来的。
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明确指出“今天，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
人类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的封面，峭壁之上，血色残阳。
十字路口，从来是敢于出题者的机会。美国的“灯塔金身”也正是在什么“民有民治民享”“十四点倡议”“四大自由”中一次次被贴上泥胎的。
而中国的底色，远比泥胎更为高级。
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出题”？
面对回不去的过往秩序，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暂时还不会改变的可预见未来，当下的国际形势倒颇有点鲁肃所讲的“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鲁肃当时给孙权开出的对策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要整合好自己的周边地缘，进而打出自己的旗帜。
中国外交一贯主张“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不当超级大国，和当年罗斯福掌舵的美国一样，我们愿意接受头上戴个“礼帽”，让国际秩序有个“上位”，从价值的角度说是促进公理正义，从实用的角度说是减少不必要的国际义务，这和封建割据时代的“建号帝王”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面对“礼崩乐坏”，有作为的大国必须要打出旗号，不仅接受时代的课题，还敢于给全天下“出题”，划出正邪黑白的，从来都是问题的性质，而非出题的行为。
不敢出题，那就打不出自己的旗帜，维权将大打折扣，整合更无从谈起。
中国之所以能作为“出题人”，首先当然是实力已经具备。不久前翟东升老师在提到“新价格革命”时，提出了生产力、电力、运力、火力和算力五大决定性力量。中国已经在生产力和电力上实现了碾压，运力和算力也已经“看到了天大亮，前景可期”。至于火力，笔者早在前年对于美国军费的构成，以及去年初对我国“赶超到引领”的分析中，论证了军事霸权已经成为美国霸权中最薄弱的一根，此消彼长也就在此十年之间。
前文已经反复分析过，我们的对手正在逐步丧失建设性，而我们则是全球最有建设能力的国家，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IMF预估的2026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分布，美欧已是“偏安一隅”。
当此之时，我国的软实力也在此消彼长，虽然在一些领域还存在众所周知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基本盘已经得到了巩固。2025年年初一场小红书“大对账”、年底一场“斩杀线”大讨论，已经证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无论在学识、风度、素养以及道路自信上，都无愧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将是我们未来塑造与扩展自己软实力的真正源泉。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企业和个人的维权技能也在提升。仅以涉外诉讼为例，境内受理涉外民商事一审案件，由2013年的1.48万件，增长到2021年的2.73万件，2025年，更是达到约4万件，同比大幅上升近五成。境外应对纠纷的能力也达到大幅提升，2024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胜诉率已经突破70%。
这充分说明，虽然时不时曝出对我国企业和公民的侵权案例，但是中国人正在逐步掌握规则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具备了“满师毕业”、从答题到出题的转变。
谈完了可行性，就要说说“出题”的必要性了。
首先，当前国际秩序中，要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要么一些约定俗成的安排又在弃约中泛起了老问题，大量问题要么是制度性缺失，要么是体系化病变，即使答题，也解决不了问题。
其次，就和科学领域提出问题者是在廓清研究方向一样，针对国际秩序存在的真空地带，能够提出问题，就是在设置地缘政治博弈的战场，谁能够最先到达战场、了解战场、理出战场的框架，进而引导他人聚焦和到达战场，谁就在下一轮博弈中占据主动。
第三，出题与答题并不是完全割裂，站在出题者心态提出问题，何尝不是在反问自己，这种“出题-答题（包括等他人答题和默默反问自己）”的循环，反而能够更好地在他我、内外之间权衡比较，提出和完善更为切实的解决方案。
过去十年，我们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并在去年9月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其穹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国强必霸的老路，走出大国崛起的新路，是我国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如此大开大合的格局，也必然需要一个出题人的气宇和能力，才能真正具备公信力，并在实践中提升公信力。
以上三点只是理论上的推演，而在实践层面，有更多的场景能够看到作为“出题人”的必要性，可以划分为内外两个层面。
从外部形势上，正如第一章所分析的，当前全世界正在普遍遭遇经济增长乏力所刺激的资源型国家“弃约”，与相关国家民粹抬头的倾向，带有很强的投机心理，看碟下菜。这正是笔者基于投资行为学，在前文所分析过的“预期-杠杆-估值”投机决策路径。如果咱们只回答对方的出题，收获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答题卡。敢于出题的人才有筹码，能够用出题圈住对方老实回答，这才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真谛。
从内部发展需要来看，我们的现实发展也要求国家更进一步去出题。当前我们的产能需要稳定的双循环去消化，而稳定的外循环首先要基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海外资产的安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该等着人家出题才去回答。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盘活区域合作体系，构建稳定的地缘格局，光是做题不出题，旗帜不张、立场不明，应付不了层出不穷的新老问题，也赢得不了他国的信任。而正如前篇所说，有能力出题，并勒令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肇事方答题，这是充注我国“有为估值”的最为直观的方式。
相当一批人还带着过往的思想钢印，机械理解“不干预他国内政”，忘记了“韬光养晦”后半句就是“有所作为”。笔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咱做出题人，不是盲目出风头，而正是基于当前形势，要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已经关系到对外开放的质量，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何去何从。
当此之时，舍我其谁？
我们又该怎样去出题？
出题的本质，是中国针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机制性病变，和有关国家恶化病变的捣蛋，勇于提出议题，开展斗争，以“出题”廓出场景，进而团结进步力量，去推动国际组织结合问题发起改革，去带动相关各方结合问题创设多边合作机制，去基于问题主导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形成我们的制度性权力，为国际社会充注确定性，稳定发展格局。
这个本质，划出了中国式“出题”与如今美式“出题”的分野，我们出题的出发点是维护自身利益，但落脚点还在美美与共的建设性，我们基于现行秩序的漏洞与病变提出问题，最终不是一人吃饱，而是要亡羊补牢；我们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劫夺霸凌发起斗争，不仅是两方私斗，而是唤起各国齐声干；我们完善现有国际组织、推动多边合作，不是要谋取美国那样的超国家地位，而是要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也正因此，我们的“出题”也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就是其突出的正外部性，维护的是发展格局的确定性。其次是致力于团结大多数，但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第三是既要发展强力兜底，却又不迷信武力。第四则是远交近攻，基于当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缺失，优先整合内圈，逐步推广到外圈。
去年贸易战，我们搞过十几箭齐发，从对等的关税反制、到关键矿产“卡脖子”、再到航运博弈，捍卫了我们的利益，也由此形成了一个优势战场。基于上述四点，今年恰恰可以在其上继续出题。
如今美国正在试探压制我国转口贸易的新方法，比如去年10月末，在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订的所谓“互惠贸易协定”中加入“毒丸条款”，宣称美国有权判定马柬是否“危及美国重要利益”，或“破坏本协议或以其他方式对经济或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进而终止协议。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之前与包括印尼在内的国家缔约时，都没有提出过类似条款，试探意味相当明显。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6日，马来西亚吉隆坡，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共同签署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签署仪式。 IC Photo
这也是笔者多次提到不点名中国但又剑指中国的新围堵。对此，釜底抽薪之法就是反向出题，先立下规矩：美国如果以此为由，对相关国家采取加征关税或其他霸凌措施，也将视同霸凌中国，招致中国的对等反制。
须知同样是在去年10月末，中国与东盟刚签署了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当时的新闻稿评价议定书是“充分体现了双方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庄严承诺”。如今中国能否出题，首先就将关系到这份议定书、关系到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的稳定、关系到中国整合内圈的成败。
这件事情还在提示我们，去年贸易战的反制依然存在未尽之处，在后续的斗争中要不断开发2.0、3.0升级款。我们不仅要维护自己国土以内的权益，也要将合法合规的转口/加工贸易、海外投资同步纳入保护范围，这样必然会导致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出题”产生正外部性，惠及相关国家。而维权“出海”，正可以从马来西亚或柬埔寨这样的周边国家开始做起。
围绕整合内圈的“出题”还不止于此，譬如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美国议员策动对我国边疆的干涉、日本在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上的犯浑、日本对于北海道和琉球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与文化灭绝……如何形成一套稳定的制度，在事件触发后就启动对始作俑者的制裁，并由此丰富我们《反外国制裁法》的内容，打通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赋予行政干预以更为广阔的司法执法场景。
这些在内圈的实践，也正是对未来我国维权斗争跑通场景，形成操作标准，进而跟随军事投送能力，逐步推广到外圈，最终在“出题”中打造我国的全球维权体系。而随着这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的维权反制也将更加具有力度，维权体系与设置议题形成左脚右脚、相辅相成，最终走出一条中国出海的康庄大道。
而这套体系的构建，不只是国家的事情，一样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企业在海外的贸易与投资，为“出题”提供着最直观的场景；运营、物流、投行、律所、审计、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同步深入其中，制定和推广相关模式与标准，也同步发展我国的服务行业；学界需要从宏大命题中深入各个国家，从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利益格局到风土人情、思维模式，去开展更为深入的国别研究；媒体与自媒体能够利用自己相对灵活的特点，紧抓“言论自由”叙事，跳入对方内部挖掘问题形成议题；教育系统与人才选拔机制能够结合斗争形势，打造相关人才的培养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针对维权设立统一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对庙堂以外的信息采集与经验提炼，丰富决策与后续斗争……
总之，我们需要为“出题”制造一种全民体制，发动一场特殊历史时期不见硝烟的“全民抗战”，并由此做大反制裁、反霸凌、反长臂管辖的统一战线。我相信，这将是“投资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图，终究要受到其物质能力的约束，但适当的策略能够间歇性打破约束，去局部重塑自己的预期和布局。中国已经保有了全球最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但在上层建筑上依然存在明显的欠缺，围绕规则和信息的议题设置与控场能力明显不足。
不足所在，恰恰是潜力所在。“出题”，正是带动我们以自己的优势，去突破瓶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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