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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项立刚与胡锡进争论起来了，2月14日，项立刚的《答胡（2）：对中华文明的信心是胡锡进和我的根本分歧》出炉，看了之后觉得很多谬误。

项立刚二答胡锡进的文章，表面上是在谈“中华文明的信心”，实际上却是一场典型的宏大叙事表演，他用“实践派”与“嘴炮派”的二元对立，把一部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简化成了粗糙的街头剧本，再用“祖先的积累”“文明的力量”这类大词，把具体问题统统扫地出门，这种以宏大叙事掩盖专业讨论、以扣帽子替代具体分析的文风，不仅是思维的懒惰，更是一种危险的煽情。

首先，项立刚对历史的切割堪称粗暴，他将184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分为“摸索着让中国走向稳定”的实践派和“幻想从国外引进制度”的嘴炮派，按这个分法，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全都被归入了“攻击祖先、否定文化、想废除汉字”的那一堆。这种划分不仅无视基本史实，更暴露了他对“实践”二字的狭隘理解，难道只有修铁路、办工厂叫实践？启蒙思想、革新教育、引入德先生赛先生，就不是救国的实践？钱玄同研究文字改革一辈子，其成果后来被简化字方案吸收，这叫“不做实事”？项立刚把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统统打入另册，不过是为了竖起一个“嘴炮派”的稻草人，方便自己上去踩两脚。

其次，项立刚那套“觉醒叙事”充满了自我戏剧化，他声称自己进了通信行业，看到华为中兴打败外国企业，才痛苦地领悟到“中国强大的根源是文明的力量，是祖先的积累”。且不说他作为观察家而非工程师，这种“目睹”算不算实践本身就存疑；更关键的是，他把自己曾经的“不相信中华文明”推己及人，硬说大家都曾觉得“西方人种更高级”，这究竟是在总结时代，还是在展览自己当年的自卑？

更荒唐的是，他把通信业的成功直接等同于“中华文明比西方完善”，从商鞅变法一路跳到5G领先，这种跨越两千年的逻辑跳跃，恰恰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华为的成功到底是因为祖先强大，还是因为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参与了全球化分工、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窗？项立刚把复杂的经济技术问题打包塞进“文明”这个黑箱，等于拒绝了一切具体分析。

再看他对法律问题的处理，项立刚的原罪，在于他根本不想讨论法律本身，他不谈某个法条是否合理，不谈某个判决是否公正，只谈“三外人员”——家人在外、利益在外、经费在外。这是典型的身份政治，用出身代替论证，用立场顶替逻辑，按这个标准，钱学森当年在美国搞研究，算不算“利益在外”？鲁迅留学日本，算不算“国外培养”？

胡锡进批评他时，特意举了合同法借鉴德国经验、梁慧星等学者做出贡献的例子，但项立刚根本不接招，因为他要的不是对话，而是站队，他把“程序正义”直接定性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却不知道“程序正义”本就是中国古代“听狱必两辞”的延伸，这才是真正的不读历史。

最令人警惕的，是项立刚这套话语的杀伤力，他用“中华文明信心”这种无人能反对的大旗，把所有不同意见都打成“对西方神往”“内心无奈做中国人”，在这种叙事里，留学是有原罪的，国际交流是可疑的，专业精神是虚伪的。他不需要举证，不需要说理，只需要不停地扣帽子，你是“嘴炮派”，你“心如刀绞”，你“想放弃自己的文化”。这种话术一旦泛滥，理性讨论的空间就会被彻底挤占，你说法律需要完善，他说你不信中华文明；你说程序需要正义，他说你要和西方接轨。

项立刚的信心，说到底是一种廉价的自信，不需要了解历史，不需要分析现实，只要把祖先搬出来，把文明举起来，把所有复杂问题都装进“我们最强大”的麻袋里。但这种虚空楼阁，立得越高，摔得越惨。真正的文明自信，恰恰要建立在知彼知己、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给不同意见者扣上“嘴炮”的帽子、靠把专业讨论淹没在宏大叙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