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正在公司赶年终报表，手机突然震起来。瞄了一眼，是家里的座机号码。

没接。

让铃声响完，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屏幕还亮着，光从桌子缝隙透出来，一闪一闪的。

第五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旁边的小周忍不住了：“姐，你手机响半天了，是不是有啥急事？”

我说没事，骚扰电话。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但我知道她不信——哪有骚扰电话连着打五个的。

下班路上，手机又响了四次。六个未接来电，全是同一个号码。

我站在地铁里，看着那个熟悉的数字组合，想起三年前那个电话也是从这个号码打来的。那时候我刚离婚一个月，我爸在电话里说：“今年过年你就别回来了，你弟媳妇她爸妈要来，家里住不下。”

我说好。

他又说：“你那个事……村里人都知道了，回来也不好听。等过两年风头过了再说吧。”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出租屋里坐了一夜，没开灯。那年的春晚挺热闹，隔了两栋楼还能听见电视里的笑声。

后来两年，每到腊月二十几，我都会主动打个电话回去，说公司加班，不回去过年了。我爸每次都说行，那你照顾好自己，然后就挂电话。我妈会在旁边插一句，声音远远的，像是被捂着话筒：“天冷多穿点……”

今年，倒是他们急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九个未接来电，想起离婚那年他们说过的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离婚了回娘家过年不吉利”，“村里人会笑话”。

现在倒是想起我来了。

手机又亮了。

还是那个号码。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妈”字，忽然想起奶奶去世那年的事。那是我第一次见我爸哭，蹲在灶台后面，烧纸钱的手抖得厉害。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以后过年就剩咱们几个了。”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什么叫“剩咱们几个”。后来才明白，奶奶在，那个家就在。奶奶走了，那个家就开始散了。

就像我的婚姻。

离了婚才知道，有些门关上容易，再想打开就难了。不管是婆家的门，还是娘家的门。

手机还在响。

我伸出手，按住侧边的关机键。

屏幕黑了，倒映出我的脸。车厢里的灯照得脸色发白，眼角的细纹又深了几道。三年了，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变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地铁报站，该下车了。

走出站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街上的人比平时多，手里都拎着东西。超市门口堆满了红色的礼盒，糖酒饮料，一箱一箱往车上搬。

我站在路边看了会儿，想起小时候过年，我爸骑着二八大杠去镇上买年货，后座驮着两捆甘蔗。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风把甘蔗叶吹到我脸上，痒痒的。

那时候他的手还很有劲，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的时候能举过头顶。

后来这双手，在电话里对我说：今年你别回来了。

其实今年我也没打算回去。不是因为忙，是因为不知道回去算什么。客人吗？亲戚吗？还是那个“不吉利”的女儿？

朋友说我想太多，父母毕竟是父母，认个错低个头就过去了。她说她嫂子跟她哥打架打得拿刀，现在不也好好过日子。

可有些事不是认错就能过去的。有些坎，迈不过去就是迈不过去。

回到家打开手机，九个未接来电，三条短信。

“闺女，咋不接电话？”

“你爸说今年让你回来过年，他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回个话，别让妈着急。”

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红烧肉。离婚前我做了二十多年，他没夸过一次。有一次我问他好不好吃，他说就那样，肉炖得太烂。

现在他想吃了。

我没回。

不是心狠，是不知道回了该说什么。说我回去？然后呢？提着礼物进门，喊一声爸，系上围裙去做红烧肉，假装这三年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做不到了。

从前那个一接到家里电话就心慌、一听到“过年”俩字就难受的我，在这三年里慢慢变了。我开始习惯一个人过年，习惯年三十晚上给自己做两个菜，开一瓶酒，看春晚看到零点，然后给自己发个红包，说新年快乐。

不快乐，但也不难过。就是平平淡淡的，像过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子。

朋友说我变了，变硬了。我说不是硬，是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过一点了。

有些绳子，你不剪断它就一直勒着你。剪断了，虽然还有个疤，但至少不疼了。

年三十那天，我还是给自己做了红烧肉。开着小火慢慢炖，厨房里飘着酱油和糖色的香味。窗户外头有人放烟花，嘭嘭的响，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

我盛出第一块肉尝了尝。

不柴，不腻，刚刚好。

原来我做红烧肉也挺好吃的。

手机放在茶几上，一直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