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中,马是忠诚勇毅的象征。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早在距今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马的形象,但与龙、凤等神话形象相比,在我国古代文物中,马的形象更贴近现实,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从现有的遗存来看,马的形象主要出现在陶器、铜器、壁画、石刻等文物上。这些文物中的马,或奔跑,或静立,或嘶鸣,大都形态逼真,生动活泼。

金戈之马

马是中国古代战争与军事力量的核心要素,是“车骑之国”军事实力的直接体现。自商周以来,马就与战车紧密结合,成为中原王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称谓直接以车马数量衡量国家强弱。马往往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从周穆王八骏西游到汉武帝天马之歌,从唐太宗昭陵六骏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马始终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扮演着重要角色。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杜甫的诗句生动描绘了马与战争的紧密联系。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赵卿墓车马坑局部(太原市博物馆藏)

1988年,在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发现的赵卿墓车马坑,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车马随葬遗存。这座车马坑由车坑与马坑两部分垂直交会组成,占地面积达110平方米,随葬马46匹,车16乘。马坑中46匹马头向西,自北向南排列,均属蒙古马系,马体遗骸除个别部位腐朽残缺外,整体状况良好。车坑内16辆车多为方舆车,1辆为圆舆车,兵车呈双列排列,在国内亦属罕见。该车马坑作为春秋晚期晋国正卿赵鞅(赵简子)的陪葬坑,不仅展现了晋国“万乘之国”的军事实力,更是太原城市历史开端的见证,现陈列于太原市博物馆。

丹青之马

马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题材,历代画家以马为载体,抒发情怀,寄托理想。从汉画像石中的奔马到唐代韩幹笔下的《照夜白图》,从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到现代徐悲鸿的《奔马图》,马的形象在艺术长河中不断演变。北朝时期,随着鲜卑等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马在绘画中的表现达到了新的高度。画家们不仅注重马的外形刻画,更善于捕捉马的神态与动态,展现出“下笔如有神”的艺术功力。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娄叡墓《鞍马出行图》局部(山西博物院藏)

1979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北齐东安王娄叡墓,墓中出土壁画400多平方米,保存下来的有200多平方米,其中《鞍马出行图》被誉为“北朝绘画第一”。这幅壁画位于墓道西壁,采用长卷式构图,高1.69米、宽1.39米,描绘了墓主人出行时的盛大场面。画中十匹马排成两队,最前面两骑举旗开道,后面八骑紧紧跟随。画家先以淡墨勾勒线条轮廓,再涂以红、黄、石绿、石青、褐等颜色,马匹或昂首嘶鸣,或奋蹄疾驰,甚至细致刻画了惊恐中排泄的瞬间,展现出画家对马匹习性的深刻观察。2002年,该壁画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交通之马

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承担着驮运货物、传递信息、骑乘出行等多重功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马与人类建立了深厚的伙伴关系,“老马识途”“一马当先”等成语都体现了马在交通出行中的重要作用。从丝绸之路的驼铃马帮到驿站系统的快马传书,从商旅驮运到农耕运输,马匹连接起了城市与边疆、中原与西域,成为古代交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纽带。尤其在北朝时期,鲜卑等游牧民族带来的马背文化,使马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北齐彩绘陶驮马(太原市博物馆藏)

太原市博物馆收藏的北齐彩绘陶驮马,出土于太原王郭村娄叡墓,与著名的娄叡墓壁画同属一批考古发现。这件陶马呈枣红色,呈站立姿态,细节刻画精细,马首微昂,马背上驮有货物,马尾自然下垂。陶马整体造型比例协调,具有鲜明的北齐雕塑风格。作为娄叡墓随葬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件彩绘陶驮马与武士俑、伎乐俑共同构成仪仗队列,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

神兽之马

马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的神兽,“天马”信仰体现了古人对超越凡俗、沟通天地的向往。汉代是马神崇拜的鼎盛期,汉武帝作《天马歌》祭祀太一神,将天马视为承载灵魂升天的神物。在神话想象中,天马被赋予羽翼,能腾云驾雾,往来于天地之间,成为长生不死、祥瑞吉兆的象征。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东汉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3年5月,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搜集到一面东汉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铜镜,直径21厘米,是神兽马艺术的典型代表。该镜镜钮左侧饰一匹天马,呈奔跑状,高起的前蹄上方铸以悬针篆“天马”两字阳铭。天马塑作带翼形象,肩生羽翼,昂首嘶鸣,作飞驰状。镜背纹饰以四乳分为四区,除天马外,还饰有白虎、神人等形象,外缘饰有锯齿纹和流云纹。铜镜作为“照鉴”之物,承载辟邪纳福的功能,镜纹中的天马形象寄托了时人对吉祥平安的祈愿。

生肖之马

马在十二生肖中列第七位。十二生肖体系形成于战国时期,定型于东汉,马对应地支中的“午”,代表一天中的正午时分和一年中的仲夏时节,象征着阳气最盛、万物繁茂。生肖俑作为随葬明器,具有“压胜”“辟邪”的镇墓功能,唐代典章规定九品至一品官员死后均可随葬十二生肖俑,其排列以子午线定位,鼠马相对,体现了古代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念。兽面人身的生肖造型,融合了动物崇拜与人文精神,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唐代彩绘陶十二生肖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彩绘陶十二生肖马俑,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为唐代随葬明器的典型代表。这件午马俑采用兽首人身造型,马首塑造写实,躯体则为人形,身着唐代典型的敞领宽袖长袍。出土时该组生肖俑按特殊方位顺序排列,鼠(子)与马(午)呈子午线对应关系,每隔30度设置一俑对应时辰,与《大唐开元礼》记载的“十二神方位”相符,既满足压胜辟邪的宗教需求,又体现“事死如事生”的儒家丧葬理念。该马俑造型端庄,生动传神,于文雅中显露着一种滑稽之相,是研究唐代生肖文化、陶塑工艺及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作者 郭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