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于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进入公有领域，他是上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威尔·斯通在此探讨了这位奥地利作家与常被忽视的比利时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之间那段早期友谊的重要性。
早在学生时代，斯蒂芬·茨威格便尝试着翻译了一些法国和比利时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魏尔伦、马拉美和波德莱尔，但也包括另一个今天我们几乎闻所未闻的名字——埃米尔·维尔哈伦。
《银弦集》受到了好评，与大多数新人的处女作不同，它赢得了维也纳评论家的青睐，甚至连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收到赠书后也回赠了一本题词的书以示感谢。
当茨威格前往柏林上大学时，他是作为年轻一代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离开维也纳的，虽一夜成名，但本质上，他甚至还没开始。
但他始终在向比利时靠拢，被那里本土艺术家和作家的丰富产出所吸引，这些人似乎以新鲜且富有创造力的方式整合着他们的作品。因此，怀着对造访这个“语言之间的小国”的长期憧憬，茨威格迈出了他的步伐。
还在上学时，当茨威格发现维尔哈伦第一部具有鲁本斯风格的诗集《弗拉芒人》时，这位诗人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本能地尝试翻译了一批诗作。他甚至写信给维尔哈伦，以获得在期刊上发表这些译作的许可。
抵达后，维尔哈伦似乎外出了，茨威格的希望破灭了。但命运使然，勒莫尼埃随后邀请他去见雕塑家查尔斯·范·德·斯塔彭，而维尔哈伦恰好在雕塑家的工作室里做模特。茨威格对与这位长者的初次关键相遇有着切题的回忆：
但这些绝非枯燥的学术研究或本身意义上的传记，而是对主题本质进行更具抒情色彩的心理探测，是对精神亲缘关系的考古挖掘，这种挖掘保证了传主能够获得登上萨尔茨堡嘉布遣山上茨威格那艘“欧洲方舟”的登机牌。
但随着战争的爆发，一切都变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成为首批牺牲品，被不光彩地一扫而空，一去不返。具有讽刺意味且一如既往宿命般的是，就在欧洲边界开始冻结之际，茨威格正从奥斯坦德出发前往凯尤拜访维尔哈伦。
茨威格多么渴望一个不同的结局，在他的哀叹中，你能敏锐地感觉到留下的空白中某种未完成的遗憾。通过沉湎于这种痛苦的遐思，通过承认死亡，茨威格在无意识中召唤了他朋友的灵魂，这位朋友那能够补充能量的精神以一种更加强烈的生命力进入了他的体内。
这便是我们所身处的历史迷宫的谬误路径。茨威格和维尔哈伦不可逆转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命运嫁接在彼此之上。但名声或名声的缺失最终只是次要问题；唯有每个人内在的创造性命运，以及它被他人影响所触及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威尔·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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