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二十岁，按理说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但在战场上待了几个月，见惯了血肉横飞，反而越来越怕死。说来丢人，但我不藏着——我怕得要命。

那是1973年，我们连奉命守一个无名高地。名字叫高地，其实就是个稍微凸起的土包，连像样的战壕都挖不深，一镐头下去全是石头蛋子。对面炮火犁地一样来回翻了三遍，我们连从一百多号人打得剩下不到二十个，弹药也见底了。

连长是小个子四川人，平时嗓门大得像炮仗，那天却出奇安静。他挨个拍拍我们的肩膀，没说话。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顶不住了，但没有撤退命令，那就得顶到最后一口气。

傍晚的时候，敌人又上来了。黑压压一片，猫着腰往山上摸。我趴在一棵被炸断的树后面，手里的枪管滚烫，但已经没有子弹了。我摸了摸腰间，还有两颗手榴弹。我想，够本了。

可就在那时候，一颗炮弹落在我身边不远。我什么也没听见，只觉得被人狠狠推了一把，然后世界就黑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准确说，是意识醒了，身体不听使唤。

我趴在死人堆里。周围横七竖八全是人，有我们的，也有他们的。血腥味混着泥土味，呛得人想吐。天已经黑透了，但月亮很亮，亮得能把人影照出来。远处有说话声，是越南话，我听不懂，但知道他们在搜尸体——补枪，或者翻东西。

我没动。不敢动。甚至连眼睛都不敢完全睁开，只眯一条缝。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能感觉到有人踢旁边的尸体，翻动，偶尔一声枪响。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心脏上。我闭着眼，尽量让呼吸变浅，假装自己就是具尸体。

然后我听到了。

是女人的声音。

说的中国话。

“这个还有气儿吗？”声音很轻，带着点疲惫。

我没敢睁眼，但感觉到有手在扒我的领口。手指很凉，贴在我脖子上，停了几秒。

“心跳还有。”那女声说，顿了顿，“这人还能救。”

接着我感觉有人把我翻过来，动作不算轻，但也说不上重。月光晃得我眼皮发红，但我还是没睁眼。我不敢信。这年头，越南特工也会说中国话，也穿我们的衣服，什么鬼把戏都有。

“装什么死？睁眼。”那声音突然近了，就在我耳边，“我知道你醒着。”

我不得不睁眼。

月光下，一张脏兮兮的脸，看不清长什么样，只看见一双眼睛，亮得吓人。她穿着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胳膊上有个红十字的袖章。她身后还蹲着两个人，端着枪警戒。

“能动吗？”她问。

我试着动手指，能。再动胳膊，也能，就是疼。

“命真大。”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卷绷带，按在我肩膀上——这时候我才发现肩膀上有个血窟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弹片咬的。“别出声，忍着。”

她手很快，三下两下把伤口裹住。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走得了吗？”她问。

我咬牙坐起来，点头。

她冲身后那两人打了个手势，那两人架起我，几乎是拖着往山下跑。我回头看，那女的还蹲在原地，翻开另一个尸体，探脖子，然后摇头，站起来跟上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摸黑走了四个多小时，穿林子，过水沟，绕开所有可能有人的地方。我没问去哪，她也没说。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十几个伤员，横七竖八躺着。

“躺下。”她说，“别乱动，晚上再送你们走。”

我这才知道，她是师里派下来的军医，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医生。她们医疗队一直在敌后活动，趁着晚上摸上来捡伤员，天亮前撤回去。那晚她一共捡了五个，活下来三个。我是其中之一。

后来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还有救？

她说，你手是热的。死人手是凉的。

就这么简单。

我在山洞里躺了三天。白天不能生火，不能大声说话，敌人的巡逻队有时候从洞口几十米外经过，能听见他们说话。周医生不怎么说话，就是换药，喂水，偶尔摸一下额头看发烧没有。她手还是凉的，但那时候我已经不觉得那双手凉了。

第四天晚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把我们几个能走的转移走。临走时我跟她道别，她嗯了一声，说伤口别碰水。

我后来打听过她的名字，想有机会报答。但没人知道，或者说没人肯说。那会儿情况乱，医疗队的人今天在这儿，明天不知道在哪儿，有的回来了，有的没回来。

四十年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还会想起那天晚上的月光，想起那双手扒开我领口的感觉。

我常想，她救过多少人？可能她自己都数不清。她可能早就忘了那个趴在地上装死的年轻兵。但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这人还有救。”

就五个字。但在那时候，那地方，那五个字，就是一条命。

现在我七十多了，儿孙满堂，日子过得去。每年清明，我去烈士陵园，给那些没回来的战友上柱香。我也会在心里给周医生上柱香——虽然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在哪里。但我想，她那样的人，老天爷应该会让她活很久吧。

人这一辈子，被人救过，救过人，就不算白活。

我这把老骨头，多活的这四十年，都是她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