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位被要求道歉的“杨教授”提出的问题,如今正冰冷地摆在整个社会面前:养老金不够了,怎么办?
第一章:速度与“未富”的悖论
我们常听说中国发展快,但你可能没意识到,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才是真正的“中国速度”。
根据附件中的核心论述,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在2025年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再用十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算下来,从年轻社会到超级老龄社会,中国只用了大约30年。
对比一下:美国从1950年进入老龄社会,到201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用了65年。我们用了不到人家一半的时间,跑完了同样的路程。
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仅约8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普遍在1万美元左右。和我们同期进入老龄社会的新加坡,当时的人均GDP是我们的二十多倍。
这就是“未富先老”。附件中将其定义为“中国已成事实,不可改变”的现状。这意味着,我们用来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经济基础和财富积累,远不如当年的欧美日。
家底薄,包袱重,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打得格外艰难。
第二章:三条死胡同与一个“早减晚增”的出路
养老金缺口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原因直白而残酷:交钱的人(劳动人口)在减少,领钱的人(退休人口)在增加,而且我们活得更长了。
附件中提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绝对下降,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拐点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还记得去年被公开讨论的黑龙江养老金吗?收上来的钱只够发9个月,剩下的3个月需要中央财政补贴。而这并非孤例,养老金收支出现缺口的省市正在增多。
要建立“早减晚增”的养老金领取激励机制。就是不再搞“一刀切”的强制延迟退休,而是用经济手段引导。
你愿意早点退休,比如60岁,那你每月领的养老金会按比例减少;你愿意多干几年,比如65岁甚至更晚退休,那你每月领的养老金会显著增加。
把选择权交给个人,用真金白银的差额,鼓励人们自愿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盘棋的关键在于“自愿”和“激励”,它试图在个人选择与社会整体压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它的前提是,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养老负有更多责任。
第三章:从“国家养老”到“终生自立”
1998年以前,那叫“退休工资”或“退休金”,主要是国有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个人不缴费,退休后由单位或财政发放。
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单位养老”模式。
1998年的社保改革,以及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养老保险”时代。
其本质是“现收现付制”:工作的一代人缴费,供养退休的一代人。政府在其中扮演“代际账房先生”的角色。
但当老龄化加速,代际账越来越难算平的时候,仅仅依靠这个“大池子”显然不够了。
看看日本、韩国70岁仍在工作的老人,看看欧美机场里白发苍苍的行李车整理员,他们不是在发挥余热,很多人是“没做好准备,他还要做的”。
黑发50年,白发50年,百岁人生可能成为常态。把全部养老期望寄托于社保,就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国家的责任,在于优化第一支柱、激励第二支柱、规范并鼓励第三支柱。而个人的觉醒,在于尽早认识到“终生自立”的必要性,主动规划,把第三支柱做大做强。
第四章:国家的棋与个人的路
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国家层面需要下好几盘大棋。
首先是 “真正的计划生育”。附件对此的解读非常犀利:计划生育不应是单向控制,而应是国家人口战略与家庭生育需求的动态匹配。
当国家需要提升生育率时,就应该在假期、托育、教育、住房等方面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降低“生不起、养不起”的成本。
其核心是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这比单纯追求人口总量更重要。
其次是 养老金体系的结构性改革。
除了前述的“三支柱”建设,关键在于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率,为企业年金发展腾出空间,并配以像美国“401K计划”那样的税收优惠激励,让第二支柱真正普及开来。
这盘大棋不好下,因为我们是“带着历史欠账跑步进入老龄化”。
但正如附件最后所呼吁的:我们不要忽略,也不要悲观。人口老龄化不是社会老化,而是社会进步(医疗、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
应对它的关键,在于全社会达成共识,积极规划。
总结
中国的养老危机,不是一个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宏观叙事。
它是未来我们账户里可能缩水的养老金数字,是父母辈可能面临的照料难题,也是我们自己在60岁、70岁时将面对的生活状态。
社保是托底的安全网,但或许无法承载我们全部关于晚年尊严与舒适的期望。那句“终生自立,颐养天年”,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我们财务规划与人生设计的核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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