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4日，首都，那座宏伟的万人大礼堂里。
九大代表们的投票统计刚结束，大伙儿就发现了个顶稀罕的事儿。
名单头一个，不用问，肯定是毛主席，一张反对票都没有。
可往下看，居然还有个名字，跟主席一样，也是满票。
这位不是带兵打仗的老总，也不是玩笔杆子的理论家，就是个黑龙江北满特钢厂倒腾钢水的老师傅。
大名王白旦。
一个炼钢的大老粗，得票数能跟领袖平起平坐。
这事儿在后人眼里，八成觉得这是搞形式主义，或者是那时候大伙儿盲目跟风。
真要这么想，那可就把那段历史看扁了。
王白旦这满票背后，不光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用人路数，更藏着他在人生顶峰时，拍板定的两回“反着来”的惊人决定。
这两回拍板，一回让他赢得了上面的高看，一回让他找回了做人的骨气。
咱们先瞅瞅头一回。
1969那年，王白旦正当年，三十出头。
当上中央委员那会儿，摆在他脚底下的道儿，那是宽得没边了。
照常理，都在中央挂号了，怎么着也得进京当个官，最起码也得脱产搞管理。
确实有人提了一嘴：王白旦同志该挑更重的担子，别在厂里待了，进京享福去吧。
这笔买卖在旁人眼里太划算了：进了京，那就是鲤鱼跃龙门，权力和位置立马就不一样了。
可王白旦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跟别人不一样。
他摇头了。
会上他撂下这么几句硬话：“我是工人代表，离了工人我还算啥？
我就那是搞工业生产的料。”
这话传到周总理和毛主席那儿，分量重千斤。
为啥？
那时候的中央，耍笔杆子的不缺，搞政治的不缺，缺的就是脚底板沾泥、能替一线大伙儿掏心窝子说话的人。
王白旦要是扔了炼钢钎子，换上中山装钻进办公室，充其量就是个凡夫俗子“王干部”，再也不是那个能炼出顶尖炮钢的“王师傅”了。
他在政治上的分量，全靠那身油渍麻花的工装和那股子“现场味儿”。
好几位首长听完都直点头。
有位领导说得挺透彻：“有个工人委员在下边跟大伙儿打成一片，中央想摸清底下的真实情况，太关键了。”
所以说，他这回死活不进京，看似把乌纱帽推远了，其实是把脚跟站稳了。
这脚跟扎得有多深？
瞅瞅人家手里的绝活儿就明白了。
1965年，苏联老大哥撤走都五年了。
中国工业那时候最愁啥？
愁没人教、没技术。
尤其是造大炮，钢好不好，直接管着炮打得远不远、狠不狠。
王白旦那时候憋着一口气，硬是搞出个“矽砖砌钢口”的新招数。
这招有多神？
干活效率立马翻了两三番。
紧接着，他又领着大伙儿啃下了烧结炉床的硬骨头，弄出一套炼炮钢的新规矩。
这一通折腾，咱们国家的炮钢质量直接窜到了世界第一梯队，有的指标比苏联货还硬。
这才是他拿满票的底气。
九大那会儿，还有个事儿挺有意思。
王白旦跟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工人代表——“铁人”王进喜，住在一个屋。
这俩硬汉凑一块儿，不说怎么升官发财，也不聊吃喝玩乐，大半夜的全在琢磨炼钢打井那点事儿，聊的全是车间里的门道。
后来中央让他俩去逛首钢。
王白旦怀里揣个小本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着好的全都记下来，脑子里盘算的都是“这招能不能搬回黑龙江去”。
这种实打实的劲头，演是演不出来的。
所以周总理领着他见毛主席的时候，主席一听他才三十多，特意嘱咐他：要把“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刻在心里。
故事要是到这儿就完了，那也就是个标准的“工人当家”宣传片。
王白旦的第二回关键拍板，是在他倒霉的时候，这一步走得比1969年还艰难。
日历翻到1978年。
那几年江青给他改过名儿，这下坏了，他也被卷进了清查“四人帮”的漩涡里。
这一查就是一年多。
对于个当过中央委员的人来说，这种政治上的“过筛子”压力太大了。
等结果的那段日子，真是在熬油。
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组织上定调了：王白旦跟“四人帮”没啥深交，属于一般性错误。
事情弄清了，该重新安排活儿了。
组织上给了两条路：
头一条，换个地儿当官。
你是老资格，虽说沾了点包，但调个单位，当个副手或者搞搞行政，待遇照旧。
第二条，异地做官。
离开齐齐哈尔，换个环境重头来。
这两条路，不管走哪条，都能保住“干部”这顶帽子，面子上都过得去。
谁知道王白旦干了件让大伙儿惊掉下巴的事儿：回厂，干活去。
他非要回原来的北满特钢厂，而且不去坐办公室，要去当个烧锅炉的。
这笔账，一般人脑袋想破了也算不过来。
从中央委员、市委副书记，直接撸到底变成锅炉工，这落差简直是天上地下。
再说回老单位，以前的下属、工友怎么看？
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厂领导都觉得有点下不去手。
想着他好歹当过中央大员，特意给安了个“顾问”的名头。
这位置啥意思大伙儿心照不宣：名义上是工人，实际上不用干重活，在那儿养老就行。
这是厂里给递的台阶。
可王白旦那股子“犟”劲儿又犯了。
他直接把台阶给拆了。
顾问？
不干！
闲差？
不要！
他死活要上一线，还得是去最脏最累的锅炉车间，跟普通工人一样倒班。
图啥？
这里头藏着王白旦身为老工人的傲气。
在他看来，要是接了“换个官当”或者“当顾问”，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为了“乌纱帽”活着的。
只要回到炉子前头，抄起铲子，那才是回到了主场。
在那个烟熏火燎的地界儿，不用看谁脸色，不用猜政治风向，伺候好炉子里的钢水就行。
这选择，旁人看是“傻”，历史看是“真”。
为了把活儿干好，他甚至干得更绝——跟老婆分居，常年住在厂里头。
后来，闺女和大儿子先后病没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也没把他压垮，他照样守在锅炉边上。
这种苦行僧似的日子，不是为了赎罪，因为组织早给清白了；这更像是一种归位，是对“工人”这俩字彻底的认祖归宗。
回过头再瞅瞅，在毛泽东时代，像王白旦这样从车间直接提拔上来的中央委员，不光他一个。
比如那个响当当的王进喜。
1964年当人大代表，主席请吃饭；1969年九大，他也进了中央委员会。
王进喜有句糙话：“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这不是吹牛皮，那是真拿命在换油。
王白旦和王进喜，这俩名字摆一块儿，其实代表了那个年头一种特殊的政治气象。
那时候，工农代表进最高层，不光是为了好看，那是实打实的权力布局。
主席让他俩当中央委员，路数很明白：只有让真干活的人说了算，国家的政策才不会飘在半空，人民当家才不是句空话。
王白旦用后半辈子的选择，证明主席眼光毒辣，没看错人。
他上得去，因为手里有活儿、肩上有担；他下得来，因为心里有谱、骨头有钙。
1969年，他不乐意留北京，是因为晓得自己的根在车间。
1980年，他不乐意换地做官，是因为要证明魂儿还在炉子旁。
这两回拍板，隔了十一年，跨了两个时代，可底下的理儿是一个：
他压根没拿自己当官，从头到尾，他也就是那个想炼出天下最好炮钢的王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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