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铁轨冰冷刺骨，22岁的张心建把自己横在了上面。
就在隆隆的列车碾碎这个年轻躯体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他的父亲张大千正住在锦衣玉食的豪宅里，顶着“画坛圣手”的光环，随便一张画稿都能在国际上换回真金白银。
这一年，张心建在这个世界上活了22个年头，也刚好是被他父亲丢下的第22年。
这是一个关于在巨大的名声阴影下，血肉至亲如何变成牺牲品的故事。
世人大多只晓得张大千泼墨山水的洒脱，却读不懂1949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停机坪上，他究竟做了一道多么冷血的“算术题”。
这笔账算到最后，赔进去了一条人命。
把日历翻回1949年。
那会儿国共两党的较量到了紧要关头，成都机场乱成了一锅粥。
张大千拍板决定全家撤离，飞往香港。
那时的张大千，名气虽大，可在改朝换代的大浪潮里，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画师。
托了无数人情，最后只搞到了三个登机位。
这三个位子，成了所有悲剧的导火索。
当时张家的人口结构复杂得很：原配曾正蓉、二房黄凝素、三房杨宛君，还有刚进门的四房徐雯波。
除了这一屋子太太，屁股后面还跟着一长串孩子。
三个座儿，怎么分？
头一张票没得商量，归张大千自己。
他是全家的摇钱树和顶梁柱，他要是走不掉，大家都得喝西北风。
第二张票，给了四太太徐雯波。
这也好理解，徐雯波那会儿最受宠，年轻又漂亮，是老张晚年的心头肉。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四太太原本是张大千女儿的闺蜜，比丈夫小了整整30岁。
真正要把人性架在火上烤的，是第三张票。
当时的候选人就俩：一个是徐雯波刚生下不久的亲儿子，才一岁的张心建；另一个是二房太太黄凝素生的闺女，三岁的张心沛。
照常理说，徐雯波当妈的，肯定得拼了老命护住自己的亲骨肉。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母性的本能通常会压倒一切规矩。
可现场发生的一幕，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
张大千原本的算盘是带走小儿子张心建。
毕竟在老辈人的宗族观念里，男丁是香火，分量重得很。
谁知道，徐雯波却拦了一道。
她死活坚持要把这最后一张救命的船票，让给二房的女儿张心沛。
这就太反常了。
当妈的主动扔下还在吃奶的儿子，去救情敌的闺女？
这背后其实藏着两层逻辑：
第一层是“存活率算计”。
那会儿张心建才一岁，长途跋涉，能不能活下来都不好说。
而三岁的张心沛相对皮实，好带一些。
第二层，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误判——“短期寄存论”。
徐雯波和张大千当时心里盘算的是：这次走也就是避避风头。
等到了香港脚跟站稳，局势稍微平稳点，转头就能把孩子接过去。
在两口子看来，这哪是什么生离死别，甚至都算不上抛弃，顶多算是一次临时的“托运”。
于是，主意定了：张大千、徐雯波、张心沛三人登机。
只有一岁的张心建，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个即将天翻地覆的成都。
张大千临走前的安排，乍一看挺周全，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他把张心建托付给了一个远房亲戚。
在他想来，只要银元给足了，看在钱和血缘的份上，亲戚总归能把孩子拉扯大。
可他太低估了那个世道的残酷。
张大千前脚刚走，后脚天就变了。
物价飞涨，东西缺得要命，原本许诺的抚养费眨眼间就成了废纸。
那个远房亲戚的日子也快过不下去了。
对着一个嗷嗷待哺又没钱进账的奶娃娃，“亲情”这东西很快就被吃饭的压力给压垮了。
亲戚一咬牙：把孩子送走。
送给谁？
送给了张大千的发妻，曾正蓉。
这又是一个讽刺到极点的转折。
曾正蓉是张大千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典型的旧时代女人，老实巴交。
如今，丈夫带着年轻的新欢跑路了，却把新欢生的儿子，扔给了被嫌弃的原配。
换做一般的女人，这时候完全有理由把门摔上。
这不光是多张嘴吃饭的事，更是把脸面往地上踩。
可曾正蓉把门开了。
她不光收留了这个孩子，还真把他当亲儿子养。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一个被丈夫遗忘的旧式女人，硬是靠着缝缝补补、从牙缝里省钱，把情敌的儿子给拉扯大了。
在曾正蓉的翅膀底下，张心建平平安安长到了成年。
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他心里一直有个盼头。
小时候，他常对大妈曾正蓉念叨：“等爸妈来接我了，一定让他们给你一大笔钱，好好报答你。”
那会儿他还傻乎乎地以为，父母的话就是金科玉律，那张没给他的机票，真的只是“暂时”借出去的。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盼头慢慢变成了绝望。
他逐渐回过味来，海峡对岸的那个世界，跟自己这辈子都没关系了。
父母在香港、在巴西、在台湾，过着神仙日子，画展都办到巴黎和纽约去了。
而他，只能在四川的铁路局里，当个灰头土脸的工人。
要是没有后来的那场风暴，张心建或许能作为一个普通工人了此残生。
可命运偏偏不放过他。
特殊的十年开始了。
张大千在海外的名气越大，张心建在国内的罪过就越重。
而张心建，作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头一个倒霉。
因为这个身份，饭碗被砸了。
没钱赚，没地位，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狠的一刀扎在心窝子上。
张心建当时谈了个对象，两人好得蜜里调油，都准备领证了。
但在那种高压气氛下，谁敢跟“反动派”的儿子结亲家？
女朋友顶不住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只能含泪走了。
工作丢了，爱人跑了，亲爹亲妈远在天边连个信儿都没有。
这时候的张心建，觉得活着真没意思透了。
他开始琢磨自己这辈子到底算什么：我为什么要出生？
为什么偏偏是张大千的儿子？
如果当初那张机票是给他的，他这会儿可能正在国外的大学里念书，或者是哪个画廊的小老板。
如果他的爹不是张大千，哪怕就是个种地的老农，他现在虽然穷点，但起码能保住饭碗，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偏偏，他是张大千的儿子，却又是个“半吊子”——父亲带来的政治风险他全扛了，父亲带来的好处他一点没捞着。
这种风险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等，彻底压垮了这个22岁的小伙子。
1971年，万念俱灰的张心建走向了铁轨。
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个错误，那就自己把这个错误划上句号。
听说张心建死前神情恍惚，他选择卧轨，或许是因为他在铁路局干过，这是他唯一熟悉的地界；又或许，他是想用这种惨烈的方式，冲着那个从来没回过头的父亲吼出最后一声。
讽刺的是，因为消息闭塞，张心建没了很久之后，这事儿才传到张大千耳朵里。
那会儿的张大千，还在海外续写着他的艺术神话。
听到儿子自我了断的消息时，他是啥心情？
史料里没细写他的心理活动。
我们只知道，这老头晚年确实念叨过想家，觉得对不住家里人。
可这种愧疚，在一条鲜活的人命面前，轻得像鸿毛一样。
再回头看1949年的那个决定。
徐雯波的一念之差，张大千的顺水推舟，看似只是在那一瞬间权衡了利弊，觉得“闺女比儿子好带”或者“分开几天没事”。
但他们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风险控制道理：在乱世里头，任何一次“再见”，都得当成“永别”来准备。
如果做不到永别的心理准备，就别轻易撒手。
张大千一辈子画过无数山水，最讲究布局和留白。
但在处理小儿子张心建的人生这幅画时，他不光布局布错了，而且留下的不是“白”，是一滩血。
那个卧轨的少年，成了大师光鲜亮丽的人生里，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一个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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