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披露了一项规模宏大且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计划：他旨在记录整个人类社会，以便“一劳永逸地固定下那些注定会随时间流逝而消亡的人类活动面貌、惯例和模式”。
尽管卡恩张开双臂拥抱了这些当时的新兴技术，但他本人却极其注重隐私，留存下来的个人影像寥寥无几。他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马尔穆捷。父亲是一名牲畜商，他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子，且终身未婚。边境地区总是动荡不安，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摩泽尔地区。短短数月间，卡恩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迫成为了普鲁士公民。
和当时许多同胞一样，卡恩加入了向法国腹地迁徙的阿尔萨斯犹太人浪潮。他抵达巴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名字改为阿尔伯特。他很快在古舒银行谋得职位，随后在当时名声尚微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指导下学习，两人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卡恩后来常被称作“柏格森的第一位弟子”。
卡恩的业务随后扩展至南非和日本。随着财富迅速增长（年仅32岁便成为银行合伙人），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他在巴黎郊区的布洛涅-比扬古购买了房产，这里后来成为了他事业的核心，也是如今卡恩博物馆的所在地。
在这里，卡恩监督了一系列展现其全球视野的项目，包括“环球旅行奖学金”和多个跨学科基金会。每周，他都会举办非正式午餐会，座上宾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托马斯·曼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等赫赫有名的人物。
《地球档案》的雏形诞生于卡恩环球考察中。不同于以往纯粹的商务旅行，这次卡恩要求他的司机阿尔伯特·杜特特用电影摄影机和立体相机记录下全程。杜特特拍摄了大量定义当地特征的日常图景：曼哈顿大道上穿行的女性、东京集结的消防员。卡恩对那种按部就班的旅游业深感怀疑，反而沉醉于捕捉这种“真实的人”过着“真实生活”的场景。
这种怀旧情绪在当时的法国极具代表性。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大改造虽然带来了宏伟的林荫大道，但也抹去了旧日的痕迹；塞纳河畔工厂林立，铁路网不断扩张。在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下，法国艺术界普遍开始赞美“美丽的法国”那田园诗般的过去。就在这种社会巨变引发的乡愁中，摄影术作为一种捕捉并固定时间的工具，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们对抗遗忘的武器。
十九世纪也是色彩的世纪。随着合成颜料的出现，色彩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属。艺术史学家劳拉·卡尔巴指出，色彩在当时与“现代性”紧密相连，而没有什么机器比相机更能代表现代世界了。
关于彩色摄影的实验始于达盖尔展示其摄影装置的那一刻。起初，手工上色是最简单的方法。随后出现了各种技术方案，但大多复杂昂贵且难以持久。卢米埃尔兄弟推出了“彩色自动正色板”，这是第一种真正实用且可商业化的彩色摄影技术。
这种技术虽有局限——设备笨重、玻璃板易碎且曝光时间极长（这意味着任何移动都会导致模糊），但这并未阻挡摄影师们的热情。罗杰·查尔德·贝利指出，这种技术带来了一场“色彩革命”，其生动程度让黑白摄影相形见绌。
卡恩显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技术的潜力。他在观看了探险摄影师儒勒·热尔韦-库泰勒蒙展示的中东彩色幻灯片后大受震撼，随后便将其彩色作品列入《地球档案》的首批条目。对卡恩而言，色彩能更有效地还原地点与人物的真实性，这对于他的档案事业至关重要。
彩色自动正色板所营造出的色调，往往比现实更显“真实”。这种色彩饱和度极高的影像——更蓝的海、更红的墙、更柔和的阴影——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如梦境般的质感。无论画面多么绚烂，那些色彩总带有一种疏离感，仿佛是从另一个维度召唤出来的幻象。
由于技术的限制，这些人物肖像往往显得僵硬且不自然，因为拍摄对象必须保持静止。这种科学上的“公正性”有时会显得缺乏同理心。相比之下，档案中的电影胶片由于捕捉了运动，显得更具人情味：伊斯法罕市集的购物者、日光市的祭祀仪式、巴黎救济院前排队的平民。卡恩给了摄影师极大的自由度，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格蕾丝·林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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