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五十岁上下，端着体制内的铁饭碗，坐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喝茶，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让你把这只碗砸了，去零下四十度的无人区跟拿冲锋枪的悍匪拼命，工资发不出，还得搭上性命，你干不干？
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摇头。
1994年的杰桑索南达杰干了。
他不是大字不识的莽汉。他是治多县唯一的大学生，当过老师，也是县里的副书记。他本该在官场步步高升，安稳退休。他却死在了可可西里的太阳湖。
那个冬天冷得要把骨头渣子都冻裂。气温逼近零下四十度。这是一种什么概念？热水泼出去，落地前就成了冰沙。
1月18日，太阳湖畔枪声大作。索南达杰身边只有三个人。对面是二十个全副武装的盗猎者。这不是执法，这是送死。
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股动脉。血喷出来，热气只存留了一秒，瞬间结成了红色的冰。
人失血过多会晕厥，会倒下。这是生理铁律。索南达杰打破了这个铁律。
救援队几天后找到了他。他跪在雪地里。左手撑着地，右手扣着扳机。眼睛瞪得溜圆，死死盯着前方。
因为他确实没倒。
那个年代，欧洲贵妇们以拥有一条“沙图什”披肩为荣。一条披肩需要三到五只藏羚羊的绒毛。利润比毒品还高。
可可西里成了屠宰场。剥了皮的羊尸铺满河滩。索南达杰看不下去。他组建西部工委，带着几个人，开着报废的吉普车进了山。
他死了。故事没完。
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当时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委的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前途无量。
看着姐夫的遗体，扎巴多杰辞了职。他申请降级，回治多县，接手西部工委。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野牦牛队”。
大众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大家想象中的野牦牛队，应该威风凛凛，开着越野车，拿着冲锋枪，横扫无人区。
现实全是带血的沙砾。
扎巴多杰招募了64个队员。大部分是退伍兵、待业青年，甚至还有被感化的前盗猎分子。
这帮人没有编制。他们是临时工。
县里财政穷得叮当响。野牦牛队进山连汽油钱都没有。扎巴多杰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当了。
还是不够。
他们做了一件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卖缴获来的藏羚羊皮。
经过上级批准，他们把死羊皮卖了，换钱买油，买面饼，买子弹，去保护剩下的活羊。
这听起来很讽刺。这就是那个年代粗粝的现实。
队员们进山，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车坏了，陷在泥里。大男人跳进冰河里推车。鞋子湿了，晚上冻成铁疙瘩，脱都脱不下来。
饿了吃雪，渴了喝冰水。很多人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肺水肿，关节炎，心脏病。
他们图什么？图一个月几百块发不出来的工资？
图的是一口气。
扎巴多杰说，野牦牛看见谁侵犯领地就顶谁，我们也一样。
这群临时工，硬是用肉身把武装盗猎分子挡在了无人区外面。
1998年，扎巴多杰在家中中枪身亡。官方定性为意外。
两代人，两条命。
西部工委后来撤销了。野牦牛队解散了。
64条汉子，只有20多个人进了后来的编制。剩下的，拿了点遣散费，回家放牧，去城里蹬三轮，开出租。
他们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没人知道那个开出租车的中年谢顶男人，曾经在海拔五千米的雪线上，拿枪指着盗猎者的脑袋。
如今的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恢复到了七万多只。
卓乃湖通了5G信号。巡山队员坐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的羊群吃草。
再去翻看当年的影像，索南达杰那尊冰雕依然震撼。
很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歌颂英雄，歌颂牺牲，歌颂那跪射的姿态。
这种感动太廉价。
索南达杰活着的时候，为了几百块钱经费求爷爷告奶奶，没人感动。
野牦牛队的队员们在这个国家最艰苦的地方拼命，连社保都没有，没人感动。
扎巴多杰为了给队员发工资愁白了头，没人感动。
人死成了雕像，大家开始感动了。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奇怪的病症：我们热爱死去的英雄，却苛待活着的义士。
死去的英雄最完美。他不会说话，不会要经费，不会有情绪，不会犯错误。他只是一尊供人膜拜的图腾。我们只需要在他的纪念日献上一束花，就能获得道德上的自我满足。
活着的英雄太麻烦。他要吃饭，要养家，要治病。他会因为经费不足而抱怨，会因为待遇不公而愤怒。
索南达杰如果不死，他可能还是那个到处“化缘”的讨厌鬼干部。
扎巴多杰如果不死，他可能还在为临时工的转正问题跟领导拍桌子。
现在的藏羚羊不跑了。它们敢在路边看着游客的车辆。
游客们举着相机，感叹大自然的美好，感叹生态保护的伟大成就。
很少有人会去想，这片宁静是几十个家庭破碎换来的。
索南达杰那尊冰雕，不是为了证明他有多英勇。那是他在控诉。
控诉那个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时代。控诉那种必须用死亡才能唤醒关注的冷漠。
不是不敢，是不配。
当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岁月静好，却对那些正在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视而不见时，我们都不配看到他倒下后安息的脸。
他跪在那里，枪口指着的，不仅仅是当年的盗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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