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6年2月11日，凤凰网《风暴眼》栏目发了一篇深度报道，标题叫《月薪2000的环卫工，困在"电子手环"里》。报道里提到，山东某县一位七十四岁的环卫工，月薪九百元，每天从早六点干到晚六点半，全年无休。算下来，一小时三块钱。
共享充电宝，一小时四块钱。
充电宝的价格是市场定的。有人嫌贵，骂两句，充电宝公司还得出来解释解释。环卫工的价格是谁定的？没人骂，没人解释，甚至没人注意到。
一个塑料盒子，装几节锂电池，值四块钱一小时。一个活人，七十四岁，弯着腰在马路上扫十二个半小时，值三块。
这篇文章不打算复述凤凰网的报道。那篇写的是"智能管理设备"——环卫工如何被监控。这篇想回答一个更前面的问题：一个人的劳动，是怎么被定价到三块钱的？
要理解环卫工为什么这么便宜，得从一个被冻结的数字说起。
1997年，环卫岗位津贴被定为每人每天五元。设立这项津贴的理由写得清楚：环卫工人露天作业，劳动强度大，接触垃圾等有害物质，应享受特殊岗位补贴。
五块钱。1997年的五块钱能买两斤猪肉，或者十个鸡蛋。搁今天，五块钱连一杯蜜雪冰城都买不起。
但这个数字，到今天——2025年——二十八年了，大多数城市一分钱没涨。
澎湃新闻做过一个十城调研，选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武汉、青岛、西安。结论令人吃惊：重庆、苏州、武汉、青岛四个城市，连环卫岗位津贴的公开政策文件都查不到。也就是说，不是五块钱的问题——是连这五块钱有没有发，都没人知道。
有几个城市自己往上调了。西安二十五块，上海二十三块，北京二十二块，广州二十到二十五块。但即便是二十五块一天，折到每小时也就两三块钱。
二十八年，物价翻了多少倍，房价翻了多少倍，猪肉翻了多少倍。这项津贴，纹丝不动。
标准长期未更新，折射出的是制度设计中对基层劳动者关注的不足。
2002年，剑设部发文推动环卫行业市场化。用当时的说法，叫"减负提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环卫服务。
逻辑听起来合理：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当"降低成本"落到一个全部由人力构成的行业上，降的是什么成本？
截至2022年底，全国大约百分之七十五的区县完成了首轮环卫市场化改革。2024年，全国城市环卫市场规模达到2146亿元。
安徽滁州经开区的环卫项目，中标价是预算的百分之五十。重庆垫江县更夸张，预算五千八百二十三万，中标报价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不到三折。这家公司后来连活都没干就弃标了，被罚了二十万保证金。
低价中标，企业不是做慈善，标价砍一半，钱从哪儿省？
从人身上省。
广州番禺区有一个典型案例。当地核定的环卫人员编制是四百二十三人，外包公司实际雇了两百多人。少雇两百多人，差额超过七百二十万元。这笔钱变成了企业利润。
业内管这叫"吃人头费"。按人头拨款，按打折雇人，差价就是利润。
2023年上半年，行业龙头盈峰环境的营收是六十一亿元，净利润三点七三亿。同期，盈峰环境自己发布的行业白皮书显示，全国环卫工人的平均月收入是两千零八十五元，仅比各省最低工资标准高出百分之十左右。
三点七三亿的净利润，两千零八十五元的月薪。这两个数字属于同一条产业链。
澎湃那份报告指出：市场化改革在降低才正投入的同时，也在弱监管下催生了克扣工资、拉长工作量、吃人头费等用工问题。当竞争的唯一维度是价格，工人就成了最终的成本消化者。
工资不涨，但管理手段在升级。
2019年，南京建邺区给环卫工发了一批智能手环。这个手环除了定位和计步，还有一个功能：如果环卫工在原地停留超过二十分钟，手环会自动播放一段语音——
"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吧，加油！"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弯了一上午的腰，想靠在路边歇一会儿，手腕上突然响起声音催他继续干活。
有环卫工说："像是有人一直在盯着。"
事情引发关注后，公司取消了这个功能。但这种管理思路并没有消失。
深圳宝安区给环卫工装了GPS定位器。市政道路上，系统要求每小时移动不低于零点八公里；城中村里，每小时不低于零点五公里。达不到标准，视为出勤不合格。不带GPS上班，扣钱。GPS信号在小巷子里连不上，也算不合格。
西安从2017年开始推行"以克论净"：用木棍圈出一平方米的地面，拿小刷子把灰尘扫到一起，放到电子秤上称——一平方米内灰尘超过五克，就算不达标。不合格前两次各扣一百元，第三次直接辞退。
一百元，差不多是环卫工一天的工资。五克灰尘，大概是一个烟头的重量。
不控制丢垃圾的人，精确到克地惩罚捡垃圾的人。不涨一分钱工资，但可以精确到克地扣你的钱。
手环、GPS、电子秤——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恐怕够给工人涨不少工资。但涨工资不在选项里。监控的成本比涨薪低，而且监控体现的是管理成果。
这套逻辑不是环卫行业独有的。但在一个时薪三块钱的行业里，它格外刺眼。
比工资低更值得关注的，是法律对这些人的定义。
劳动法体系中有一条重要的界限：法定退休年龄。过了这条线，劳动者的身份认定变得模糊。不能签劳动合同，只能签劳务合同。工伤保险、带薪假期、解雇保护等权益大幅缩减。
问题是，环卫行业恰恰是一个以超龄劳动者为主体的行业。行业数据显示，五十岁以上的环卫工占百分之六十五，六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非驾驶类环卫工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八点三九岁。
百分之六十五。一个行业里，大多数从业者处于劳动权益保障的模糊地带。
现实中的案例让人揪心。一位超龄农村妇女，因为无法以自己的身份入职环卫公司，借了别人的身份证。上班期间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公司的回应是："没有这名员工。"
还有一位六十九岁的环卫工人在工作中滑倒骨折。公司的说法是："签署劳务合同时已年满六十九岁，双方劳动关系不成立。"
最高煎茶院在一份案例分析中提到，西部某地近三年发生环卫工交通事故三十五起，死亡两人。从业人员约七百人，初中以下学历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八。
年轻人不愿干环卫，企业雇用超龄劳动者，而现行制度对超龄劳动者的保障存在明显空白。这个矛盾需要制度层面的回应。
如果说前面讲的是"给得少"，近年一些地方面临的问题是"发不出"。
公开报道显示，一些中小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环卫工欠薪的情况。环卫公司的说法往往是"回款不太好，资金有压力"。
环卫工资依赖才正拨款，链条是：才正拨款给环卫公司，环卫公司发工资给工人。当地方才正面临压力时，这类"不紧迫"的支出往往首先受到影响。
一个数千亿规模的市场，基层劳动者的工资保障却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撑。这个矛盾值得重视。
说了这么多问题，讲一个正面案例。
广州。
2013年以前，广州的环卫市场化外包比例超过百分之六十五，跟全国大趋势一样。但后来管理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2015年之后，广州逐步调整策略：把外包收回来，转为直接管理。
到现在，广州的环卫工以街道和区市城管部门直接管理为主，直管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在全国普遍推进市场化的背景下，广州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收回来之后怎么样？
根据广州市正负2024年发布的文件：基础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岗位津贴，一类岗位二十五元一天，二类二十三元，三类二十元——最低都是1997年国标的四倍。工龄工资，每年加三十元，上限四百五十元一个月。全年八个节日慰问金共两千四百元。五险一金按最高月均收入为基数统一缴纳。超龄工人须购买商业保险。环卫工子女符合条件可入读公立学校。
这份待遇清单，每一条拎出来都不算惊天动地。但放在全国环卫行业的背景下，差距非常明显。
广州的实践说明：改善环卫工待遇在制度上是可行的。当然，直管模式也面临效率、编制、才正等挑战，不能简单复制。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方向。
共享充电宝这几年一直在涨价。从一块涨到两块，从两块涨到四块。每涨一次，社交媒体上就议论纷纷。
环卫工的工资呢？二十八年，大多数城市基本没涨。很少有人注意到。
充电宝涨价，是因为市场承认了它的成本变化。环卫工工资长期不变，是因为缺少替他们表达诉求的渠道和机制。
他们缺少有效的诉求表达渠道，缺少舆论的持续关注，很多人甚至不被现行法律完整地认定为劳动者。他们是保障盲区里的人——年龄上处于保障的模糊地带，收入上接近最低线，社会关注度有限。
三块钱一小时。这个价格里反映的不只是劳动的供需关系，还有制度设计中长期未被填补的空白。
1997年定的五块钱津贴管到2025年，不是因为经济上有什么道理，而是因为这件事长期不在公共议程上。环卫工的待遇问题不是某个环节的失误，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最基层的劳动者，反映的是制度的完善程度和社会的关注取向。
七十四岁的老人弯着腰扫大街，一小时三块钱。旁边立着一个共享充电宝的柜子，一小时四块钱。
这一块钱的差价，值得每一个人停下来想一想。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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