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花了20年时间研究中国，跑遍大江南北，查资料、做访谈，最后他得出一个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结论。
他终于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能在40年里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看不懂中国的思维方式，为什么14亿人能在关键时刻团结一致。
这个答案只有四个字，但却能彻底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这四个字到底是哪四个字？
西方常见的国家概念，多数建立在近几百年的制度框架上，靠条约、宪法、选举、边界来确认国家形态。
历史上出现过打击儒学的时期，也出现过朝代更替和战乱，但儒家框架总能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继续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共同的行为标准。
汉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国地域大，方言差异很大，口语交流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顺畅，但汉字提供了跨地区的书写交流方式。
科举制度带来的社会流动也影响深远，它让读书取仕成为相对清晰的上升通道，至少在制度设计上给了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希望，历史上很多出身普通的人通过读书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才补充机制。
社会不是完全固化的，新的力量能不断进入，这种机制让治理结构更有弹性，也让社会活力能长期维持。
日常生活里很常见的互助、照顾长辈、邻里之间的帮忙，很多时候不需要外部强制就能自然发生，人与人的联系更强调责任和关系网络，这种社会组织方式也会延伸到更大的公共事务中。
中国传统对外交流里更常见的是贸易往来、礼仪往来和秩序安排，核心目标往往是维持稳定和互利。
在历史叙事里，郑和下西洋更多以贸易和交流为主，带着货物去交换当地特产，也会带去一些技术和物品。
现代的对外合作项目里，修路、建港、建铁路这类基础设施合作，也常被用来推动贸易便利和发展机会，背后的想法更接近互相做生意、互相提供便利，让合作双方都有收益。
国家层面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推动大型工程建设，高铁网络扩张很快，基础设施覆盖面广，扶贫工作在较短时间里动员大量力量推进，形成系统性工程。
公共卫生危机出现时，全国范围的协同和资源调度也能快速展开，这些能力来自现代国家机器，也来自长期积累的统一治理传统和社会协作习惯。
在发展道路上，务实取向也很突出，很多政策选择更看重实际效果，而不是被某种固定教条卡死，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保持国家调控能力，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强调经济主权和产业安全，这种做法让发展路径更灵活。
技术进步方面，近年来在不少关键领域推进速度很快，有些领域已经进入领先位置，这些结果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长期教育投入、产业体系、组织动员和政策连续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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