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央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所有干部均根据参加革命年限、历史贡献、所任职务等综合因素，评定级别，为日后实行军衔制度、薪金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研究，组织正式发布《评定各级干部等级的指示》，将行政干部级别分为10等24级、军队干部级别分为9等21级，两者之间又有很多相对应的关系。
比如军队的正兵团级，后来大多授予上将，对应行政是五级；军队的军委委员级，后来大多授予大将，对应行政是四级；军队的军委常委级，后来大多授予元帅，对应行政是三级。
从这里可以看出，行政三级已是地位非常高的干部了。但仔细翻看当年的名单，有一位解放前都没什么知名度的干部，却跟贺龙、陈毅、徐向前等人一样被定为行政三级，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干部名为刘格平，不仅本次定级特殊，一生中的很多经历也是充满争议。
1904年出生于河北沧州的他，18岁入团、22岁入党，参加过北伐，又领导过地下斗争，也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
不过当年在白区生活很危险，刘格平曾多次被捕，1934年还被关入位于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院，被判无期徒刑。当时还有薄一波等人同被关押，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用坚定的方式与敌抗争。
1936年，北方局在获得中央同意的前提下，向草岚子监狱内的同志下达“假自首”的指示，以此来保留革命的火种。
之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履行“自首”手续回归组织。但刘格平却不愿意，他表示宁可牢底坐穿，也不向敌人投降。于是，直到1944年他才通过减刑出狱。
重获自由后，刘格平立即想方设法联络组织，被安排到天津工作。
因为有十年“空窗期”，他职务一直不算高，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政委。
但他当初“假自首”之事的做法很有骨气，得到了上级赏识，且他是少数民族干部，有丰富的处理民族事务经验，中央当时就准备在台湾解放后，让舒同和他分别出任省委书记、副书记。
这个决定，让他的地位得到一定提升，至少在中央的文件里，刘格平这个名字也是会出现了。
1949年9月，他又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刘格平因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被定为行政三级，与薄一波、邓子恢、饶漱石、邓小平、张云逸、乌兰夫等人相同。
客观来讲，如果不是他少数民族（回族）的身份，按照刘格平的历史职务，是很难达到这个高度的。像原本中央拟定的台湾省委书记舒同就只是行政五级，比刘格平这个拟定的省委副书记还低。
但任何事情都要放在时代背景之下，建国初期，对于统战的考虑会比较多，刘格平这方面得到了一些照顾。
因为朝鲜半岛的战争，解放台湾事宜被一再延后，刘格平就长期负责民族事务工作。1958年，中央决定成立宁夏自治区，刘格平作为回族干部，深度参与筹建回族自治区的历程，自治区成立后出任主席兼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他因为涉及民族服装、地方民族主义等问题，被撤销自治区书记处书记兼主席的职务，并调离宁夏，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这种学习，算是新职务的一个过渡，1965年刘格平调到山西工作。大运动爆发后，他得到了江女士等人的支持，在山西“夺权”。
1967年1月6日，刘格平联络张日清、袁振、刘贯一等人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他自任组长。同月12日，该小组召集数百人冲进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等单位的办公楼，抢夺一通后，发出《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布夺权成功。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从私下摆到了明面上，宣布正式成立并上报中央。2月25日，中央批复同意。不久山西省革委会也随之成立，刘格平出任革委会主任。
但是这个核心小组内部分歧很大，刘格平主张让受过“迫害”的地方干部出任下面各级革委会的主任，张日清却希望让军分区和人武部的人当。两派争不出结果，就变成了武斗，整个山西被搞得乌烟瘴气。
眼看局势愈演愈烈，中央决定出手管理。1967年4月至1967年7月，中央先后五次召开会议，要解决山西的问题。
刘格平和张日清都被叫到北京，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极其愤怒，点名批评了刘格平与张日清。在这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都被留下来学习，也逐渐远离了政治舞台。
1971年，刘格平被下放到唐山陶瓷厂，劳动了6年时间，直到运动结束后，他的处境才逐渐改善。
晚年的刘格平主要生活在北京，于199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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