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年前我从浦东机场登机的时候，上海正下着大雨，我没有回头看一眼。
十年后我从同一个出口走出来，上海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直到手机震动——是一条来自罗子君的微信："唐晶，贺涵住院了，你回来吗？"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整整三分钟，最后只回了两个字："已到。"
十年了，我以为我早就把这个名字从心里连根拔掉了，可当罗子君的消息弹出来的那一秒，我的手还是抖了。
01
二〇一六年那个冬天的事，我记得比任何一个年份都清楚。
那天我提前下班，想给贺涵一个惊喜——我们交往第八年的纪念日，我特意从香港带回一条手工编织的红绳手链，据说是老师傅一针一线结出来的，寓意"此生不渝"。
贺涵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正要推门进去，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贺涵，你不该对子君那么好的。"是老卓的声音。
"我控制不住。"贺涵的声音沉闷而疲惫，像是已经跟自己搏斗了很久，"我知道这很混蛋，她是唐晶最好的朋友，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帮她、想靠近她。"
我的手停在门把手上，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浇了一桶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心。
走廊上有人经过，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声音在我耳朵里被放大了一百倍，一下一下地敲在颅骨上。
那条红绳手链就攥在我手里，攥得手心出了汗，绳结的棱角硌进肉里，生疼。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几秒钟的时间像被人硬生生掰开了、拉长了，变成了一段漫长而沉默的刑期。
我没有推门进去，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坐了整整一夜，把那条手链在手指间缠了又解、解了又缠。
我回想起太多细节——贺涵教罗子君面试技巧时眼里的光，帮她搬家时不自觉上扬的嘴角，陪她去学校接孩子时脸上那种从未在我面前出现过的柔和。
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回放，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了我以为固若金汤的世界。
第二天我去公司，表现得跟往常一模一样，开会、审方案、训下属，没有人看出任何异样。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那根弦已经断了。
我花了一个星期来确认这件事。
跟踪？不，唐晶做不出那种事。我只是开始留意。
留意贺涵接电话时是不是会刻意走远，留意他手机屏幕弹出消息时的表情变化，留意他周末说"加班"的频率是不是比从前高了。
有一次我路过他书房，看到他的笔记本电脑还开着，屏幕上是一个房屋租赁网站的页面——他在帮人看房子，搜索条件是"两室一厅，近地铁，月租四千以内"。
我们住的公寓月租两万八，贺涵的客户最差也住在汤臣一品。
替谁找月租四千的房子，不言自明。
还有一次，他的西装口袋里掉出一张药房的小票，上面写着"止咳糖浆、板蓝根颗粒"——贺涵从来不吃中成药，他感冒只吃进口的白加黑。
所有的蛛丝马迹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到第七天，我已经不需要再确认了。
那天晚上贺涵来接我下班，我坐上他的车，副驾驶的杯座里放着一杯焦糖玛奇朵。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焦糖玛奇朵了？"我问他。
他顿了一下："随便买的。"
我没有拆穿他——我只喝美式，他喝拿铁，焦糖玛奇朵是罗子君的最爱。
这杯咖啡大概是他买了想送出去、又怕被我发现的吧。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霓虹灯的光透过眼皮映成一片红色，刺目得像伤口。
02
我选择了最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这段关系。
那个周末，我约贺涵在我们常去的那家法餐厅吃饭，穿了他最喜欢的那条墨绿色连衣裙，化了精致的妆。
侍者倒酒的时候，我端起杯子看着他说："贺涵，我们分手吧。"
他手里的刀叉停住了，抬起头看我，瞳孔微微收缩。
"唐晶，你……"
"不用解释。"我打断他，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佩服，"我什么都知道。"
沉默了很久，久到隔壁桌的人换了三拨。
贺涵终于开口："对不起。"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比我想象中轻得多，又重得多。
我笑了一下，把那条红绳手链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这是我原本要送你的八周年纪念日礼物。你留着吧。"
他低头看着那条手链，没有动。
我站起来，拿起自己的包，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贺涵，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吗？"我背对着他说，"不是你爱上了别人，是你爱上的那个人是罗子君——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让我一次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人。"
他没有回答，但我听到了身后椅子腿刮过地面的声音——他站起来了。
我没有回头，推开了餐厅的玻璃门。
走出餐厅的时候上海的风很大，吹得我的裙摆猎猎作响，路边的法国梧桐哗啦啦地响，像在替我喊出喊不出的那些话。
我弯下腰蹲在马路牙子上，终于哭了出来。
街上有行人经过，投来或好奇或同情的目光，我全然不在乎。
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都塌了——不是那种轰然倒塌，是慢慢地、无声地、一块砖一块砖地垮下来，垮到最后只剩一片废墟和满地尘土。
那是我最后一次为贺涵哭。
至少那十年里，我是这样以为的。
三天后我递了辞呈，一周后办完交接，第十天我拎着两个行李箱站在了浦东机场国际出发大厅。
那两个行李箱是我在上海十二年的全部家当——几套衣服、几本书、一个硬盘和一沓证件。
我把公寓退了，家具送了人，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扔掉，像是在进行一场彻底的清洗，要把生活里跟贺涵有关的痕迹全部抹除。
罗子君给我打了不下二十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
她发来长长的消息，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贺涵在一起，说她会离贺涵远远的，说她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
有一条消息特别长，写的是我们十五年友谊里的那些往事——大学军训她中暑是我背她去医务室的，我失恋那次是她陪我喝了一整夜的酒的，她离婚的时候是我把她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的。
字字句句都是真的，可我看完之后只觉得胸口更闷了。
我全都看了，然后关了机。
不是因为恨，是因为我没有力气再面对她了。
登机前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要去伦敦工作。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我："是因为贺涵吗？"
我说："不是。是为了我自己。"
这句话半真半假，但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它应该是全真的才对。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在舷窗上往下看，上海的灯火像一片碎掉的金箔，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云层里。
我对自己说，唐晶，从今天起，你要活成一个跟过去毫无关系的人。
03
伦敦的头两年是最难熬的。
语言不是问题，工作不是问题，问题是每天凌晨三点醒来时那种铺天盖地的空虚感。
我租住在金丝雀码头附近的一间小公寓，窗户正对着泰晤士河，夜里的河面黑沉沉的，像一面不会说话的镜子。
公司分配给我的是亚太区咨询业务的拓展工作，从零开始，意味着每天十四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运转。
我把自己扔进工作里，像一块铁扔进熔炉，滚烫的、灼痛的、但至少不会让你有空去想别的事。
白天跑客户、写方案、做PPT、跟投资人开电话会议，晚上回到公寓已经十一二点，冲个澡倒在床上就睡了。
有时候做梦会梦到上海，梦到外滩的灯光、弄堂里的桂花香、还有贺涵的车里永远放着的那张爵士乐碟片。
醒过来之后枕头是湿的，但我从不承认自己哭过。
同事方砚舟是我在伦敦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上海人，比我大两岁，戴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跟我完全不是一个频道。
他在伦敦待了七年了，整个人被英式作风浸染得不急不躁的，每天准时下班，周末必定去公园遛狗、看话剧。
我刚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唐晶，工作再拼也别不吃饭，伦敦的急诊排队能排到你饿死。"
我没理他。
他第一次约我吃饭时，我拒绝了；第二次，我也拒绝了；第三次他直接把外卖放到我办公桌上说了句"再不吃饭你要晕倒在客户面前了"，然后转身走了。
我看着那盒热气腾腾的炒饭愣了一会儿，然后低头吃了。
那是我到伦敦之后第一次觉得喉咙发酸。
方砚舟后来成了我在伦敦最亲近的人，但仅限于朋友。
他表白过一次，在伦敦的第三年。
那天下着小雨，我们从客户公司出来，他撑着伞突然停下来对我说："唐晶，做我女朋友吧。"
我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砚舟，你很好，但我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再交出自己了。"
他沉默了几秒钟，笑了笑说："好，那我们继续做朋友。"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他一直在我身边，不远不近的距离，像一盏不会灭的灯。
第四年，我拿下了伦敦一个大型并购项目，公司破格提拔我为合伙人。
庆功宴上我喝了很多酒，同事们都在笑闹，我端着杯子走到落地窗前，看着伦敦的夜景。
手机里有一条两个月前罗子君发来的消息，我一直没有删，也一直没有回——"唐晶，贺涵和我没有在一起。他一直一个人。你能回来吗？"
我把那条消息看了又看，最后还是锁了屏。
回去？回去干什么？回去面对一段已经碎成渣的感情？回去让自己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重新裂开？
不回去。唐晶不走回头路。
04
在伦敦的第五年到第八年，是我事业上最辉煌的阶段。
我带领团队做成了六个跨国并购案，其中一个涉及金额超过二十亿英镑，直接把公司推上了欧洲咨询业的头部位置。
行业杂志给我做了专访，标题是"来自东方的铁娘子"。
我对着镜头微笑的时候，摄影师说："再自然一点。"
我心想，这已经是我最自然的表情了——这些年，我忘了怎么笑得不像在工作。
方砚舟在第六年的时候离开了公司，去了一家新兴科技企业做合伙人。
走之前他请我吃饭，在一家安静的日料店，点了我爱喝的清酒。
"你还好吗？"他问我。
"挺好的。"我说。
"唐晶，"他放下筷子看着我，"你什么时候才肯承认，你过得不好？"
我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你赢了所有的客户、所有的对手，"他的声音很轻，"但你好像从来没有赢过你自己。"
那顿饭之后我回家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第一次承认方砚舟说的话有道理。
我确实过得不好。
我有了体面的职位、丰厚的收入、同行的尊敬，但我的冰箱永远是空的，我的床永远只睡一半，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没有一个可以在凌晨三点拨出去的号码。
第九年春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话里话外暗示我年纪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
我打岔打了半天，她突然说了一句："晶晶，你知道吗，贺涵结婚了。"
手里的杯子差点滑落。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声音比我预想的平静。
"去年吧，听你表姐说的。娶了个不太有名气的女孩子，姓陆。好像在什么学校教书的。"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伦敦的风灌进领口，冷飕飕的。
贺涵结婚了。
我在心里把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嚼，像嚼一颗没有味道的口香糖，嚼到颚骨发酸，才终于咽下去。
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平时我不怎么喝烈酒，但那天晚上我觉得需要一点灼烫的东西来填补胸口那个突然裂开的窟窿。
姓陆，在学校教书。
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在脑子里勾勒这个女人的形象——她长什么样？性格如何？贺涵是怎么认识她的？他跟她表白的时候说了什么？
这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我狠狠灌了一口酒把它们压下去。
不关我的事了，他是谁的丈夫都不关我的事了。
我以为我会难过，但其实没有。
或者说，那种难过太深了，深到我已经摸不着它的轮廓。
05
第十年秋天，我回国了。
不是因为想回来，是公司亚太区总部需要一个负责人，董事会点了我的名字，我没有理由拒绝。
降落在浦东的时候是傍晚，夕阳把整个机场染成橘红色，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大厅，被扑面而来的热浪撞了一下——伦敦没有这么热烈的温度。
我订了外滩附近的酒店，放下行李之后站在落地窗前看黄浦江。
十年了，上海变了太多。
天际线高了一截，路上的车换了好几代，连空气里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可黄浦江还是那条黄浦江，浑浊的、沉默的、不动声色地流。
第二天我去了公司报到，新办公室在陆家嘴的写字楼里，跟以前工作的地方隔了两条街。
坐在崭新的老板椅上，我环顾四周，觉得一切都很陌生，又隐隐约约有种"回来了"的感觉。
下午三点的时候，手机弹出一条微信——罗子君发来的。
"听说你回上海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心跳莫名其妙地加速了。
十年没有联系的人，消息居然来得这么快。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回了一条："嗯，回来了。"
罗子君秒回："出来坐坐？"
我们约在了一家安静的茶馆。
推门进去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坐在角落里的她——头发剪短了，素面朝天，穿着一件米色的亚麻衬衫，整个人的气质跟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十年前的罗子君是一朵养在温室里的花，精致、脆弱、不经风。
眼前的她却像一棵被风吹过无数次还站得稳稳的树，眉眼间有了一种沉淀下来的从容。
她瘦了一些，皮肤没有以前那么白皙了，手上有了淡淡的茧——这双手以前连碗都不用洗，现在看上去像一双真正在过日子的手。
"唐晶。"她站起来，眼眶微微泛红。
她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了，像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拥抱我。
我在她对面坐下，没有寒暄，直接问："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她笑了笑："贺涵告诉我的。他在咨询圈还有些朋友。"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心像被人轻轻捏了一下。
"你跟他还有联系？"我问。
罗子君摇头："很少。一年也就碰到一两次。唐晶，他和我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走之后也没有。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机会当面跟你说。"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接话。
"他等了你两年，"罗子君的声音很低，"每天都等你的电话，一个人在你们以前常去的餐厅坐到打烊。后来他才慢慢死心了。"
我的手微微颤了一下，茶水在杯子里晃出一圈涟漪。
"后来呢？"我问。
罗子君叹了口气："后来他遇到了现在的太太，姓陆，叫蘅芜。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在特殊教育学校当老师。"
"他过得好吗？"
罗子君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了我半天。
"唐晶，"她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你应该去看看他。"
"为什么？"
"你去了就知道了。"
从茶馆出来之后，我坐在车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去看他？去看一个已婚男人？去看一个十年前让我心碎的人？
我唐晶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骄傲，可罗子君那个眼神让我心里隐隐不安。
06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去见贺涵的，是三天后收到的一条消息。
那天晚上我在酒店加班到很晚，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唐晶女士您好，我是仁济医院的陆蘅芜，贺涵的太太。"
声音轻轻柔柔的，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温和。
"您好。"我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冒昧打扰您，是想告诉您，贺涵住院了。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但是……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他怎么了？"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急切。
"胃出血，已经做过手术了，暂时没有危险。但是他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太好，工作压力大，又不肯好好吃饭……"她说着说着声音哽了一下，然后很快调整过来，"对不起，跟您说这些有点唐突。"
"不唐突。"我说，"谢谢你告诉我。"
"唐晶女士，"她犹豫了一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来看看他吗？他嘴上不说，其实知道您回来了，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宁的。"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床上坐了很久，心里翻江倒海。
贺涵的太太——一个我素未谋面的女人——主动打电话让我去看她的丈夫。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第二天下午我买了一篮水果，站在仁济医院住院部的走廊上，看着病房门上的名牌——"贺涵，消化内科，306号床"。
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不知从哪里飘来的中药味，刺鼻而熟悉——我妈住院那年，我也是天天闻着这个味道。
护士推着药车从身边经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有个穿病号服的老人扶着墙慢慢走过去，脚步蹒跚。
我站在那扇门前，像一个即将上考场的学生，心里反复排练着一会儿该说什么——该叫他什么？贺涵？还是老贺？还是直接不叫名字？
十年了，我连怎么开口叫他的名字都忘了。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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