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回1986年。
事情来得毫无征兆。
一夜之间，广播、报纸开始疯狂刷屏，所有的版面和波段都在重复那三个字：邓稼先。
当这三个字映入眼帘，许多上了岁数的老知识分子，特别是许鹿希身边的亲朋故旧，第一反应压根不是什么惊喜，而是背脊发凉。
他们甚至顾不上什么人情世故，火急火燎地找到许鹿希，张口就问：
“人，还在不在？”
这话问得挺糙，乍一听像是咒人。
可搁在当年的那个节骨眼上，这反而是最清醒、最正常的脑回路。
为何？
因为这二十八年里，邓稼先这号人物，在社会层面上早就“蒸发”了。
坊间传闻满天飞：有的说人丢了，有的猜早跑美国去了，还有人嘀咕是不是犯了天大的事儿进了局子。
整整二十八个春秋，没片纸只字，没半个电话，没人知道他住哪，甚至连这人是死是活都是个谜。
冷不丁的，国家突然把这么个“失踪人口”推到了最高荣誉台。
大伙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一般碰上这种举国宣传的阵仗，往往就两种可能——要么是立了捅破天的功劳，要么，就是在发讣告了。
面对大伙的追问，许鹿希心里头那是五味杂陈，跟打翻了调料瓶似的。
她只能硬着头皮解释：气儿还喘着，可确实是在跟阎王爷抢时间了。
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还得把日历翻回二十八年前，算一笔“隐身账”。
那是1958年。
那时候的邓稼先，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这人是安徽怀宁出来的才子，底子厚，脑瓜灵。
1945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走出来，那可是抗战时候读书人的圣地。
后来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普渡大学，1950年，才二十六岁，博士学位就到手了。
新中国刚挂牌，他脚跟都没站稳，甚至都没怎么扒拉个人的小算盘，扭头就回了国。
按常理，这种段位的海归，在大学里弄个教授当当，搞搞学问，那日子绝对是既有面子又安逸。
可偏偏到了1958年，国家给他出了道题。
确切点说，这是一道没得选的必答题。
国家要弄个大家伙——原子弹。
这当口，摆在决策层和邓稼先面前的，是一道让人头皮发麻的算术题。
那是啥国际形势？
冷战正热乎，美苏两个巨头手里攥着核按钮，眼珠子死死盯着刚站起来的新中国。
你想搞这个？
那就是动了人家的蛋糕。
只要让他们嗅到一点风声，知道是谁在弄、在哪弄、进度咋样，搞破坏、下黑手、政治施压，什么下三滥的招数都使得出来。
所以说，这事儿的关键不光是技术硬不硬，更在于嘴巴严不严。
想干这行，就得交“投名状”。
这个代价不是让你没日没夜加班，而是让你在这个社会上彻底“消失”。
邓稼先二话没说，应了。
从那天起，他把名改了，把所有老朋友的联系方式全掐了。
除了单位里那几个人和家里极少数亲人，谁也不知道他钻哪个耗子洞去了。
这笔账，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用自己名字的消失，换国家项目的安稳。
这一躲，就是二十八个寒暑。
这二十八年，他在忙活啥？
他在跟一堆枯燥的数据玩命。
那时候咱国家底子薄，哪有什么超级计算机。
搞原子弹、氢弹的理论架构，靠啥？
靠算盘珠子拨拉，靠手摇计算器转圈，靠人脑子硬扛。
邓稼先是这帮搞核武的“理论大脑”，也就是后来解密后的九院理论部掌门人。
这名头听着吓人，其实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活。
搞理论的，差一点那就是差十万八千里。
小数点挪错一位，后面成千上万人的心血、国家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那点银子，全都得打水漂。
他就带着一帮人，硬是在那种要啥没啥的条件下，把原子弹和氢弹的核心数据给抠出来了。
1964年原子弹响了，1970年氢弹也炸了，后头导弹核武器也成了。
这期间，他不光要跟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死磕，还得跟老天爷斗。
戈壁滩上那风沙，那破破烂烂的防护装备，还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辐射。
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要命吗？
他是学物理的，这里头的门道他比谁都清楚。
可他没退路。
有些要紧的实验，交给别人他不放心，非得自己顶上去。
这不光是责任心作祟，更像是一场豁出命的赌博——拿自己的肉身，赌国家手里那根“打狗棍”能早点立起来。
话说到这儿，问题来了：既然都捂了二十八年，咋偏偏选在1986年，军委拍板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这后头，还得算两笔账。
头一笔是“底气账”。
到了80年代中段，咱手里的核家伙已经不是摆设了。
原子弹有了，氢弹有了，运载导弹的活儿也练熟了。
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国际上谁想再拿核武器吓唬中国，那都得掂量掂量。
当手里的剑磨得够快，而且已经握得死死的，铸剑师的名字也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这时候把邓稼先亮出来，反倒是一种亮肌肉：告诉全世界，咱有这号牛人，咱有这份硬实力。
第二笔是“时间账”，这账算起来让人心酸得想掉泪。
1986年，邓稼先的身子骨已经彻底塌了。
常年累月的透支，再加上核辐射的侵蚀，直肠癌早就找上门了。
躺在医院里，他其实已经是在倒计时了。
这时候把身份亮出来，说白了就是“抢救性荣誉”。
上面心里清楚得很，这时候要是不说，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机会让他亲耳朵听听老百姓的喝彩声了。
这不光是给邓稼先一个说法，也是给那个年代所有埋头苦干的科学家一个说法。
改革开放刚起步，国家太需要这种精神标杆立在那儿了。
把邓稼先推到台前，就是为了告诉那会儿的年轻人：中国能有今天这么安稳，不是充话费送的，是有人拿命填出来的。
所以，当1986年各大报刊、广播开始讲邓稼先的事迹时，那种震撼力简直是核爆级的。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就像听评书一样传奇：一个大家都不知道长啥样的读书人，竟然在戈壁滩上搞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静。
可对许鹿希来说，这是一个迟到了二十八年的交代。
当亲友们问出那句“人还在不在”的时候，许鹿希心里大概是既挺直了腰杆，又觉得凄凉无比。
腰杆硬是因为，自家男人隐姓埋名二十八年，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告诉大伙：他没丢，他是去给国家造盾牌去了。
凄凉的是，这声吆喝来得太晚，晚到邓稼先只能躺在病床上，听这迟来的喧嚣。
1986年7月，邓稼先走了，才六十二岁。
他走的时候，胸前挂着国家追着给的荣誉。
后来，他又拿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回过头再看，邓稼先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把自己打包交给了国家。
1950年回国是这么干的，1958年玩消失是这么干的，1986年坦然赴死还是这么干的。
亲友们问“他还活着吗？”
从肉体凡胎上讲，身份一公开，没多久人就没了。
但换个角度看，只要那个蘑菇云还在历史的底片上留着影，只要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说话嗓门还能这么大，邓稼先就一直都在。
那二十八年的沉默不语，甚至比后来的锣鼓喧天，动静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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