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写《礼记》的时候，孔夫子到了晚年，手里拿着刀笔，对准那套传承了几百年的老规矩，狠狠地砍了一刀。
原本雷打不动的婚礼流程，硬是让他给截去了一段。
之前的规矩是七步走，让他一改，只剩下六步。
这两千年来一直沿用的“六礼”，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那个被剔除的步骤，名唤“敦伦”。
孔圣人为何容不下它？
理由很简单，这环节太露骨、太直白，跟春秋时期那会儿讲究含蓄的文明风气格格不入。
可要是把时间轴往回拨几百年，回到西周刚建立那会儿，这个被删掉的动作，反倒是整套婚姻制度里的压舱石，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
定下这规矩的，正是周公。
咱看周公，别光觉得他是个制定礼乐的文弱书生，他首先是个收拾残局的铁腕操盘手。
当时的形势有多严峻？
留给周公和成王的，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摊子。
最头疼的就是商朝留下的坏习气。
商朝人迷信鬼神，整天大鱼大肉，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更是乱成一锅粥。
那时候的老百姓，很多连自己亲爹是谁都搞不清，更别提什么固定的两口子了。
这对国家治理来说，简直是埋了颗雷。
这里头有一笔非常实在的账：家里乱套，户口就没法统计；找不到亲爹，财产咋继承？
征兵找谁去？
没有一个个稳固的小家庭，大周朝这个大家庭的地基就是晃荡的。
于是，周公不得不搞一场彻底的社会大清洗。
他得弄一套严丝合缝的流程，把男女之间那种原始的冲动，转化为白纸黑字的契约。
这套流程，便是最初的“七礼”。
这七个关卡——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像极了如今大公司的风控体系。
前头那六关，又是提亲，又是对八字，又是送彩礼，又是定日子，说穿了就是搞“背景调查”和“资产审核”。
这一通操作，把结婚的门槛筑得高高的，双方家族的责任也就绑死了。
可最难啃的骨头，是第七关——敦伦。
啥叫“敦伦”？
说得通俗点，就是手把手教新婚两口子怎么圆房。
这听着是不是挺荒唐？
这事儿还用教？
可在那个野蛮刚开化的年代，周公觉得这必须得是“礼”的一部分。
只有通过庄严的仪式，把这事儿神圣化，老百姓才能回过味来：这不是牲口配种，这是为了家族香火、为了繁衍后代的“周公之礼”。
为了把这套制度推下去，周公牙一咬，做个了极其大胆的决定：亲自上阵演示。
搁现在看，这简直匪夷所思。
但在当时，讲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老百姓不懂规矩，贵族就得打样。
身为摄政王，周公必须给天下人做一个标准的示范。
那天，周公领着夫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开始走流程。
前六步，那是相当顺当。
纳采、问名，每一步都卡在点上，底下的官员们看得直点头，手里的笔都不带停的。
等到第七步，“敦伦”来了。
原本热闹的场面，一下子冷场了，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这简直是个死胡同。
周公要是不演，这“七礼”就成了烂尾楼，老百姓会嘀咕：你自己都抹不开面子，凭啥让我们守规矩？
这哪里是天理，分明是笑话。
可要是真演了，堂堂摄政王的脸面往哪儿搁？
威信还得扫地。
周公的夫人那是名门闺秀，此刻脸红得跟红布似的，那是打死也不配合。
僵住了。
这可是教科书级别的公关灾难。
眼瞅着这场精心筹备的“文明发布会”，就要演变成一场闹剧。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救了大命。
头一天，周公瞧见儿子伯禽在玩葫芦。
小家伙把一个原本囫囵个的葫芦切成两半，一会儿合一块儿，一会儿又分开。
那时候周公脑子里估计正琢磨着怎么解开这“隐私”和“示范”的死结。
看到这一幕，他脑子里的灯泡亮了。
眼看现场僵持不下，周公不慌不忙，掏出了那个剖开的葫芦瓢。
他没再逼着夫人做那些羞人的动作，而是举起葫芦，对着满堂公卿讲了一番大道理。
这套逻辑，简直绝了。
他说：葫芦原本是一体的，好比天地混沌未开。
如今一分为二，一半属阴，一半属阳，这便象征着男女有别。
那啥叫“敦伦”？
别盯着动作看，看这葫芦。
新婚小两口，把这分开的葫芦瓢再合到一块儿，这就叫“阴阳调和”，这就叫“天地交泰”。
这笔账算得太精明了——他拿一个“符号”，把“实操”给替了。
底下的人瞬间顿悟。
原本尴尬得抠脚的生理活动，一下子拔高到了哲学层面的“天地大道”。
打那以后，这葫芦瓢就成了婚礼上的标配。
后来演变成了“合卺酒”。
新郎新娘各拿一瓢喝酒，最后把瓢合二为一，寓意着从此以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再也不分离。
这一手危机公关，不光保住了周公的老脸，更让“周公之礼”顺顺当当地推行了下去。
可时间不等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到了春秋那会儿，世道变了。
大家伙儿开始讲究“非礼勿视”，对隐私看得越来越重。
孔子在整理礼乐典籍的时候，重新审视了这套流程。
孔老夫子是个实在人。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想保住“周公之礼”的严肃劲儿，就得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枝节给修剪掉。
“敦伦”这一环，在那个年代显得太粗糙，甚至会招来老百姓的抵触和嘲讽。
要是不改，整本《礼记》的分量都得打折扣。
于是，孔子大笔一挥，把“敦伦”给划掉了，“七礼”也就变成了“六礼”。
至于那个关乎繁衍大事的“同房教育”，则从公开的台面上，转到了私底下的卧房里。
通常是当娘的在闺女出嫁前悄悄传授，或者是当爹的点拨儿子几句。
倒是那只救场的葫芦，虽然不再代表“敦伦”的全套仪式，却作为“合卺”的信物，顽强地流传了下来，一直活到了今天。
回过头再去咂摸这段历史，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周公定“七礼”，那是为了把一团乱麻的私生活拽回国家的轨道，他用的是“加法”——加仪式，加门槛。
孔子删“敦伦”，是为了让这套制度能融进更文明的世道，他用的是“减法”——去粗取精，保住内核。
这一加一减里头，藏着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大智慧：
真正的顶层设计，不是死抱着教条不放，而是得懂得顺应时代，用最恰当的手段，去实现同一个目的——让社会稳当，让秩序井然。
现如今，咱们戏称那夫妻之事为“行周公之礼”的时候，没几个人晓得，这个词背后，曾经藏着一位政治家在礼崩乐坏的乱世里，为了重建文明秩序，费了多少苦心，动了多少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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