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6日，上海滩喧闹得不行。
江面上，一艘满载旅客的轮船正如蜗牛般靠上码头。
攒动的人头里，夹杂着一个毫不起眼的“苦力”，帽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眼珠子骨碌碌乱转，透着股警觉劲儿。
岸边杵着两名身穿西装的国军军官，显然已经候了半天。
两人目光如电，扫过人群，脚下生风，直奔那个“苦力”而去。
没有查证件，也没废话盘问，两人一左一右，夹着那人就走，转眼便塞进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
这要是有特务在旁边瞅见，非得吓出一身冷汗，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
那个一身尘土的“苦力”，正是红军那边响当当的指挥员——陈毅。
而负责接头的这两位国军军官，身份更吓人：一个是他的亲大哥陈孟熙，另一个是堂兄陈修和。
这简直就是一场游走在刀尖上的“潜伏”大戏。
按常理出牌的话，这两拨人碰面，要么拔枪对射，要么一方把另一方铐进大牢。
可怪就怪在，这两位穿着国军制服的兄长，正拿自己的脑袋担保，护送这个“共党要犯”去赶赴一场绝密会议。
这件事表面瞅着是哥们义气，可要是往深了琢磨，你会发现老陈家这几兄弟在乱世里的算盘，打得比一般人精明多了。
把日历往前翻几个月。
1929年3月，江西瑞金。
陈毅在一户富农家里歇脚，随手抄起张旧报纸解闷。
冷不丁，“陈孟熙”三个大字撞进眼里。
报纸上白纸黑字印着：陈孟熙升任国民党少将。
陈毅当场乐得拍大腿。
这反应乍看挺反常。
亲兄弟在敌营当了高官，不该发愁吗？
不该划清界限吗？
陈毅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陈家的种，路子再野，骨头也是硬的。
老陈家祖上出过明朝的硬骨头官员，当年朱棣造反，老祖宗硬是不降，直接挂印回乡。
这份倔脾气传到了他们这辈人身上。
1918年，哥俩一拍即合：去法兰西勤工俭学。
那时候拿了省里四百大洋的资助，在当时看来是笔巨款，可到了法国，这就成了毛毛雨。
1919年夏天，脚刚踩上法国的地界，现实就给了哥俩一记响亮的耳光。
啥叫“勤工俭学”？
说白了就是当苦力。
想学技术？
没门。
哥俩只能进厂干最脏最累的活，除了受累，还得受洋人的白眼。
正是这段在异国底层摸爬滚打的日子，给陈家兄弟的感情打下了死结。
他们见识了弱国的无奈，尝够了资本的冷血。
1921年秋天，因为带头闹事抗议，一百多号中国学生被法国人赶了出来。
这份对国家前途的愁闷，把兄弟几个的心拴在一块了。
不管后来穿灰军装还是穿呢子大衣，这个底色没变。
正因如此，1929年陈毅要闯那一关时，才敢走这步险棋：去找当了国军少将的大哥。
换作旁人，借他个胆子也不敢。
万一大哥为了升官把你卖了呢？
可陈毅赌的是，政治分歧干不过一起扛过包的交情。
结果，他押对了。
两位哥哥的保卫工作，那叫一个绝。
陈孟熙大手笔，在上海一家旅馆包下整整一层。
这还不算，他让弟弟睡里屋，自己守外屋。
这摆明了就是告诉外人：想动里头的人，先从我这个国军少将身上踏过去。
就这么着，陈毅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舒舒服服住了一个多月。
临了，三兄弟还去照相馆留了张影，算是给那个荒唐世道留了个纪念。
要想把这笔账算明白，还得把镜头拉回1927年的武汉。
那会儿，才是陈家最悬的时候。
四兄弟聚齐了，陈毅是共产党，另外三个要么是黄埔生，要么在军校。
正是两党闹掰的前夜，火药味呛人。
好不容易见面，没喝上几杯，反倒吵得脸红脖子粗。
大哥陈孟熙劝得嘴皮子都磨破了：“跟着共产党没戏，跟哥走吧。”
陈毅死活不干。
两人越吵越僵，最后大哥竟然气得掉眼泪。
注意，是心疼得哭了，不是气跑了。
这就说明在大哥心里，弟弟是走了弯路，而不是成了仇人。
就在这节骨眼上，堂兄陈修和出来打圆场，出了个主意：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伤了和气。
这招挺管用。
没过多久，武汉变天，白色恐怖来了。
四兄弟只能按这个“散伙协议”办：
老大投了川军，老二去上海搞实业，老四回老家教书，老三陈毅则跑去南昌，搞起了大起义。
这一散，看似家族完了，其实是给乱世里的陈家搞了次“多点下注”。
一晃到了1948年，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
这时候的陈修和，已经是国军兵工署的大拿，手里攥着沈阳兵工厂。
这可是当时中国的军工命脉。
老蒋为了拉拢他，开出天价筹码：升官发财，专机接送。
但条件只有一个：走之前，把工厂炸了。
陈修和面临的选择很要命。
听老蒋的，荣华富贵有了，但国家的家底毁了；留下来，能不能活命还两说。
但他心里的账算得清：设备炸了是国家的损失，留给共产党，那也是中国人的东西。
于是，这位技术专家玩起了“躲猫猫”。
接他的飞机在机场空转，他就是不露面，还组织工人护厂。
等解放军进城一看，好家伙，兵工厂连个螺丝钉都没少。
陈修和把这份厚礼，完完整整交到了“敌军”手里。
远在四川的大哥陈孟熙，也干了同样的事：率部起义。
当老师的弟弟陈季让，也帮着迎接解放军。
三兄弟没通气，却在天南地北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这哪是巧合，分明是二十年前那个争吵的夜晚，还有上海那家旅馆里，早就定下的默契。
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人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坐在一块了。
回过头看，这不是运气，是关键时刻的选择。
1927年，他们求同存异，留住了情分；1929年，他们彼此信任，护住了火种；1948年，他们深明大义，守住了国运。
别觉得他们是因为有个红军弟弟才投诚。
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看明白了，谁才能帮他们实现当年在法国许下的愿望，这才站到了弟弟这边。
这不光是家事，更是国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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