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那个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豫东平原上，花园庙炮楼的一间黑屋子里，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混杂着铁锈味和发霉稻草的气息。
伪军的小头目刘德山，歪着身子窝在一把红木太师椅里，手里那根皮鞭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腿。
在他正对面，悬空吊着个年轻后生，身上的衣服早就成了布条，皮肉翻卷，看着触目惊心。
这小伙子名叫陈子良。
就在几个钟头前，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倒腾蒜头的庄稼汉。
刘德山这人，原本就是市井里的无赖，后来看着日本人势大，便换了身皮混了个小队长当。
他审讯人的路数简单粗暴：进了这道门，不管有罪没罪，先扒层皮再说。
尤其是那种细皮嫩肉、看着像识字的，在他眼里多半都跟抗日沾边。
可在陈子良心里，身上这点疼不算什么，真正要命的是那场看不见硝烟的心理战。
他得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眼皮子底下，把那个漏洞百出的谎给圆回来。
那一夜发生的事，谁也没料到。
最后把陈子良从阎王爷手里拽回来的，不是黄澄澄的金子，也不是外面的突击队，居然只是一个名字。
说到底，这还得从那个混乱世道里，伪军那点不想让人知道的小算盘说起。
把日历往前翻个两整天。
陈子良肩膀上压了个千斤重的担子：把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亳县北边的赵集去。
这情报可太关键了，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的，全是日伪军在豫东集结兵力、打算搞大扫荡的详细图谋。
那会儿仗正打得胶着，鬼子在豫东修的炮楼多得像林子里的蘑菇，封锁线拉得比渔网还密。
这消息要是送不到，亳县那边的抗日队伍搞不好就得让人家包了饺子，连个防备都没有。
摆在陈子良面前的第一道坎，倒不是路有多难走，而是这戏该怎么演。
他是抗大分校出来的，肚子里装的全是打仗的韬略，可要在敌占区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混日子，他还嫩了点。
组织上想得周到，特意给他指派了个搭档——王萌琳。
这姑娘土生土长，路熟，人情世故也通透。
俩人一碰头，立马就得拍板个大事：顶着啥名头过卡子？
那年头的豫东，伪军设的关卡那是雁过拔毛。
装走亲戚的？
人家能把你祖宗三代都问个底掉。
装要饭的？
身上藏不住东西啊。
最后，他们定了个看似笨拙、实则精明的法子：卖大蒜。
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一来，这玩意儿味儿冲，好几百斤往车上一堆，那股子辛辣味能把别的味道都盖住，负责搜查的伪军闻着味儿就得捂鼻子，哪还有心思细翻？
二来，推着这么沉的车，走得慢、满头大汗那是天经地义，路上磨蹭点也不惹眼。
就这么着，一辆独轮车，几捆大蒜，那份要命的情报就压在车底的夹层里，外头糊得全是烂泥。
陈子良给自己编排好了身世：家住黄水窝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能靠种菜过活，这回是跟邻村的亲戚（王萌琳）合伙出来卖蒜，想换几个救命钱。
这一套嗑，他俩出发前那是对练了无数回。
哪儿的人、地里种啥、村口有个啥记号，那是张嘴就来。
可偏偏，百密一疏。
这一路上，那车大蒜还真就立了功。
那股子冲鼻子的辣味，让好几拨查岗的二狗子皱着眉就把手挥了，让他们赶紧滚蛋。
直到他们撞上了花园庙据点。
这地方可是个硬茬子。
炮楼修得老高，里面蹲着的伪军也多。
再加上最近外头风声紧，这儿查得比别处严了好几倍。
轮到他们过关的时候，好几个端着枪的伪军围了上来，刺刀往蒜堆里乱捅。
陈子良弯腰驼背，一脸讨好，嘴里念叨着那套“种地养家”的说辞。
坏菜就坏在他的那双手上。
负责搜身的是个老兵油子，眼睛毒辣得很。
他一眼就扫到了陈子良的手掌心——虽说那是特意用泥抹脏了的，可那手指关节匀称，手心里根本没有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老茧。
“种地的？”
那老兵油子冷笑一声，“我看你这手，倒像是拿笔杆子的少爷。”
这一下子就露了马脚。
在那个年月，庄稼汉的手就是身份证，长成陈子良这样，要么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要么就是念书的学生——在日本人看来，这两号人都得抓，尤其是后者，十有八九是“赤色分子”。
那帮伪军当场就要扒衣服搜身。
旁边的王萌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插嘴说表哥前阵子病了一场，没干重活。
但这解释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显得苍白无力。
那帮人根本不听，直接把陈子良从车边架走，拖进了据点大院。
就在这节骨眼上，王萌琳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但却无比正确的决断：她没哭没闹，也没傻到去硬抢人，而是推起车子接着往前走，脚底抹油，迅速离开了是非之地。
因为那份情报还在车底下压着呢。
人折进去了，要是情报再丢了，那之前的牺牲可就全打了水漂。
陈子良被推进审讯室的时候，外头天早就黑透了。
等着他的正是那个叫刘德山的伪军头子。
刘德山这号人，方圆几十里名声臭得很。
原先就是个地痞流氓，有奶便是娘，给日本人办事后，欺负起老百姓来心狠手辣。
但他骨子里有个特点，就是“土”。
他脑子里没那么多“大东亚共荣”的鬼话，装的还是那一套老掉牙的宗族乡党规矩。
一上来就是一顿杀威棒，陈子良被打得后背、腿上全是血印子。
“招了吧，哪条道上的？
藏了啥机密？”
刘德山端着茶碗，慢悠悠地问。
陈子良咬碎了牙往肚里咽，还是那句话：“老总，真是冤枉啊，俺就是黄水窝村种地的。”
刘德山乐了，这种嘴硬的他见得多了。
他把茶碗一撂，走到陈子良跟前：“黄水窝村是吧？
成，那咱爷们就唠唠这黄水窝村。”
刘德山对这一片太熟了。
他开始盘问村里的细枝末节，村头有座啥庙，村尾住了哪户人家，谁家刚办了喜事。
这简直就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考试”。
只要陈子良有一句话对不上，等着他的就是枪子儿。
好在他之前背资料那是下了死功夫，前面的问题居然都对答如流。
直到刘德山冷不丁抛出一个名字：“村西头那个陈家公，你认得不？”
这个名字，就像个炸雷在陈子良脑子里响了。
他在背那些掩护身份的材料时，确实扫过一眼这个名字。
按那个编好的“剧本”，这人算是他这个假身份的亲戚。
这会儿，摆在陈子良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装傻充愣。
就说村子大，不熟，含糊过去。
这样最稳妥，不会因为说错细节露馅。
第二，攀亲戚。
硬着头皮认下这门亲，赌一把大的。
陈子良盯着刘德山那双阴森森的眼睛，脑子飞快地转：刘德山既然特意提这人，说明他跟这人有点瓜葛。
在这个讲究宗族关系的农村，这没准就是唯一的活路。
“认得。”
陈子良喘着粗气说道，“那是俺表舅。”
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安静了，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刘德山愣了一下。
他本来也就是想诈一诈这个“小白脸”，没成想对方真能接上茬，而且辈分叫法还没错。
“你表舅？”
刘德山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你知不知道他有个侄子在外头混事？”
这一问，其实就是在对切口。
陈子良哪里知道陈家公的侄子是何方神圣，但他听出了刘德山话里藏着的话。
再看看刘德山的岁数、口音和这副地头蛇的做派，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
陈子良没直说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顺着那个年头宗族关系的逻辑回了一句：“俺表舅常念叨，家里有人在外头出息了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只是好些年没见了，咱也不敢乱攀这门亲。”
这话回得那是滴水不漏，既把对方捧高了，又把自己为啥不认识这事给圆上了。
刘德山不吭声了。
因为那个“陈家公”，正是刘德山的三叔。
当年刘德山在村里混不下去跑路的时候，三叔接济过他。
这时候，刘德山心里开始打小算盘了。
要是别的抗日分子，宰了也就宰了，还能去太君那儿领赏。
可眼前这个被打得半死的后生，竟然能说出自家三叔的底细，还能扯上表亲关系。
在那个年代的乡下，这叫“拐弯亲”。
要是把自己家的亲戚（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交给日本人杀了，这事要是传回老家，传到三叔耳朵里，他刘德山以后就算发了横财，也没脸回乡祭祖，得被人戳断脊梁骨。
这就是伪军这帮人普遍存在的“软肋”：他们能背叛国家，因为国家太大了摸不着；但他们不敢背叛宗族，因为宗族太实在了，抬头不见低头见。
刘德山盯着陈子良瞅了半天，心里的天平歪了。
“放人。”
刘德山突然挥了挥手。
手底下的小兵听傻了：“队长，这小子手嫩得很，肯定有问题…
“老子让你放下来！”
刘德山瞪了手下一眼，“这是俺家亲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陈子良被放了下来。
刘德山甚至让人拿了点草药给他胡乱抹了抹伤口，然后摆摆手：“滚吧。
以后招子放亮在大点，别往枪口上撞。
今儿这事儿烂在肚子里，别给老子惹麻烦。”
陈子良强忍着钻心的疼，走出了那个鬼门关。
出了虎穴，陈子良拼了命地往前赶。
在几里地外的一片小树林边，他追上了正急得团团转的王萌琳。
两人啥废话没说，推着那车立了大功的大蒜，连夜赶路。
第二天，他们到了赵集。
情报顺顺当当送到了党组织手里。
正是因为这份情报，豫东的抗日武装提前摸清了日伪军的动向，迅速带着机关和老百姓转移了，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鬼子精心策划的扫荡，最后扑了个空，连根毛都没捞着。
回过头来再看这事，陈子良能活下来，看似是运气好“撞到了亲戚”，实则是赢在把人性给琢磨透了。
他利用的，就是刘德山这种伪军头目心里那点见不得光的矛盾。
像刘德山这样的人，抗战那会儿并不少见。
他们就是墙头草，没啥信仰，只认利益和乡土关系。
鬼子厉害的时候，他们跟着作恶；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宗族名声、给自己留后路），他们又开始摇摆不定。
那个晚上的审讯室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打斗，只有一个冷静的地下党人，稳准狠地戳中了敌人的软肋。
至于那个刘德山，抗战胜利后，他和其他许多手上沾血的汉奸一样，没能逃过法律的审判。
当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不知道会不会想起1940年那个夏天，那个被他随手放走的“表亲”。
而陈子良和王萌琳，继续隐没在豫东的人海里，在隐蔽战线上一直战斗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那车大蒜的味道，或许早就散了；但那惊心动魄的一夜，却成了那个时代地下斗争最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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