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一艘挂着星条旗的坦克登陆舰慢慢蹭进了日本鹿儿岛的港口。
照常理，这会儿该是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
毕竟船肚子里装着一千八百多名从中国广州撤回来的日本侨民。
仗打完了，能从废墟堆里捡回一条命，活着摸到家乡的土地，那是天大的运气。
可码头上的空气，冷得能掉冰渣子。
没人欢呼，连大声喘气的都没有。
只有死一样的安静，还有幸存者眼珠子里藏不住的惊恐。
这一趟短短五天的海路，硬是把这艘铁壳船变成了一座漂在水上的活地狱。
缆绳还没抛上岸，海里已经填进去八具尸体。
船舱里头，还有四十多号人躺在担架上只有出气没进气，十几个眼看就要不行了。
把这帮人吓得魂飞魄散的，不光是死人这件事，而是那个跟在屁股后面一路狂咬的夺命煞星——霍乱。
最讽刺的是，船上那个随行的日本军医，对这玩意儿熟得不能再熟。
这可是当年731部队拿来当宝贝的“杀手锏”，是专门为了祸害中国人研制的。
谁能想到，这把扔出去的回旋镖，绕了一大圈，最后狠狠扎在了自己人身上。
回过头再看这出海上惨剧，你会发现，这压根就是一场关于“做决定”的残酷实验。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海上，当活命的资源被压缩到极致，嘴上说的人性、伦理、亲情，在求生本能跟前，脆得连张纸都不如。
把日历往前翻五天。
广州黄埔港。
早上九点钟，大太阳悬在头顶，甚至有点烤人。
一千八百多个日侨穿着单衣，大包小包提溜着，过完安检往船上挤。
这时候，大伙儿心里头是松快的。
虽说船舱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味儿也不好闻，甲板上的帐篷还漏风，但这毕竟是开往家乡的船。
下午四五点光景，船过了香港外海，一头扎进了深蓝色的南海。
就在进南海还没一个钟头，第一个“变数”冒头了。
有个五十多岁的日本男人，突然就开始上吐下泻，吐起来跟喷泉似的。
没多大一会儿，整个人就像被抽干了水的茄子，瘫在船舱地板上起不来了。
随船的军医听见动静赶紧跑过来。
只瞅了一眼，心就凉了半截。
拉个没完、喷射呕吐、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皮肤皱巴得像在水里泡了三天——这是教科书级别的霍乱。
这会儿，摆在军医跟前的，是个要命的选择题。
船上一千八百多号人，刚离岸，人心还没稳。
要是这会儿扯着嗓子喊“船上有霍乱”，会有啥后果？
炸锅。
一旦恐慌像野火一样烧起来，这么挤的地方非发生踩踏不可，搞不好还会暴动，到时候谁的话都不好使。
军医在肚子里盘算了一番：就这一个倒霉蛋，兴许能摁住。
为了大局，嘴巴得严实点。
于是，他把话咽了回去。
他没跟周围人透底这是要命的传染病，只是闷声不响地处理病号。
可这步棋，漏算了一个致命的短板——手头没家伙。
霍乱这病，杀人的刀子就是让身体极速脱水和电解质紊乱。
救命的招数就一条：输液。
可这艘难民船上，军医带俩助手，手里只有点头疼脑热的药片，输液瓶？
连个影儿都没有。
没办法，军医只能用土法子：灌盐水。
他硬逼着病号往肚子里灌食盐水，想把流掉的水分补回来。
但这招根本不灵。
病人的肠胃早就痉挛了，喝一口水都能疼得在地上打滚，根本灌不进去。
熬到半夜，病情眼看着收不住了。
瞅着家里人疼得死去活来，病人家属急眼了，围着医生非要讨个说法。
这就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
瞒下去的代价比说实话还大，军医没辙，只能摊牌：是霍乱。
消息传开后，船上的反应却怪得很——大家都太“淡定”了。
这其实是一种很反常的集体心理。
这帮日侨心里都在嘀咕：就这一个倒霉鬼罢了。
只要他不死，只要别传染给我，就没事。
这种侥幸念头，让他们白白错过了全船消毒隔离的最佳时机。
第二天上午，那点侥幸心理碎了一地。
又有三个日侨开始拉肚子。
这下，大伙儿都回过味来了。
这帮人在中国待了有些年头，对霍乱那套症状熟得很，见多了中国人遭这罪。
人群“哗”地一下散开，把那三个新病号孤零零地晾在那儿，像躲瘟神一样。
问题是，这是在船上。
再躲，还能跳海不成？
这时候，船长和军医拍板了第二个关键决定：隔离。
他们让人把甲板后面一块地方腾出来，帐篷清空，把最先倒下的那个五十岁大叔和新发病的仨人，一共四个，全抬到船尾去。
战术上讲，这没错，切断传染源。
但在当时那个破条件下，所谓的隔离，跟把人扔那儿等死没啥两样。
日头落山那会儿，那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咽气了。
人一死，船上迎来了最大的一场人性拷问。
也就是第三个关键关口：尸体咋办？
死者家属哭得那叫一个惨，提了个很符合老理儿的要求：我们要把人带回日本，烧了，落叶归根。
这要是搁在陆地上，或者平时，这要求一点不过分。
可在那会儿的南海，这话简直就是全船人的催命符。
咱们看看当时的条件：
气温：海上三十多度，热得像蒸笼。
环境：人挤人，脚尖挨脚后跟。
病源：霍乱弧菌在尸体上正欢实着呢。
要是不处理，这高温一烘，尸体没半天就臭了，变成个超级细菌炸弹。
苍蝇叮一口，再落到别人的饭团上，全船一千八百号人，谁都别想跑。
这时候，船上的“民意”露出了最凶狠的一面。
剩下一千八百名乘客不干了。
什么入土为安，什么死者为大，在活命跟前，统统得靠边站。
大伙儿红着眼珠子吼：把尸体扔下去！
这不是商量，这是逼宫。
在这股巨大的压力下，家属的哭嚎显得那么无力。
军医和助手一点招都没有，只能照办——“海葬”。
尸体被架起来，从栏杆边推了下去。
浪花翻了几下，人就没影了。
死者的儿子、儿媳和闺女趴在栏杆上，对着大海嚎啕大哭。
那哭声钻进船舱每个角落，像把锤子，把所有人心里最后那道防线砸了个稀巴烂。
大伙儿终于醒过味来，这哪是回家啊，这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双手合十念经的声音到处都是，每个人嘴里都在念叨：别是我，千万别是我。
哪怕真要得病，老天爷行行好，让我挺过这三天，让我死在岸上也行啊。
可病毒这东西，不讲人情。
当天晚上八点，躺下的人数窜到了八个。
甲板隔离区，八个人在那儿吐得昏天黑地。
三十多个家属围在边上，想进去不敢进，只能干瞪眼着急。
那种绝望能把人憋死。
你知道亲人在那边遭罪，医生就在边上杵着，可医生手里空空如也，没药，没针，只有一双没用的手。
因为这是细菌战级别的霍乱，普通药片根本压不住。
到了第三天大清早，阎王爷的点名册又长了。
又有两人断气，其中一个还是年轻姑娘。
还是那套冷冰冰的流程：扔海里。
当这位年轻妈妈的尸体被抬起来往海里抛的那一瞬间，她那小得不懂事的孩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
“你们干嘛要把妈妈扔海里？
妈妈还会醒的啊！”
孩子的爹，那个同样心碎的男人，死命拽住孩子。
他一边喊着媳妇的名字，一边对着拼命想往栏杆冲的儿子大喊：“危险！
别碰！”
这一幕，彻底击穿了全船人的心。
死亡不再是个虚飘飘的词，它变成了那个被扔进海里的母亲，变成了那个没妈的孩子。
到了中午，防线彻底崩了。
病号激增到三十多。
三十多个家庭、几百号亲戚涌上甲板，乱成了一锅粥。
军医喊破了嗓子，让人散开，别慌。
但他自个儿心里比谁都虚——药箱底儿都空了，就连他的两个助手，也开始跑肚拉稀，在那儿哇哇吐。
连大夫都倒了，这船人还有指望吗？
离鹿儿岛其实就剩最后这一两天的路了。
搁平时，这一两天也就是睡一觉的功夫，可现在，这一两天比一百年还难熬。
那是真正的“至暗时刻”。
晚上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刮起了大风，巨浪拍着甲板，海水甚至冲进了帐篷。
昏黄晃悠的灯光底下，那三十多个躺在甲板上的病号，脸白得像纸，眼窝深得吓人。
在风雨里，他们看着不像活人，倒像是一群等着最后宣判的僵尸。
大风刮了一整夜。
这一夜，死神又拖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扔下了一个才两岁的娃。
天亮时候，尸体照例喂了鱼。
孩子醒过来找不见妈，那哭声又一次像针一样扎在整艘船的心上。
第五天。
当鹿儿岛的码头终于从海平面上冒出来的时候，船上的人已经不像是活着，而是在苟延残喘。
这场霍乱风暴最后的账单是：
一千八百人里头，八个人死了喂了鱼，四十多人重度感染只剩一口气，十多人命悬一线。
对这帮日侨来说，这是一辈子的噩梦。
很多人后来哪怕脚踩在陆地上，一看见大海，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波澜壮阔，而是那些被扔下去的亲人，和那些永远靠不了岸的魂儿。
从人道主义那头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剧。
但要是把视角拉高一点，你会看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因果圈。
那个在船上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同胞死绝的日本军医，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病是怎么回事。
这曾经是日军手里最阴毒的牌。
他们捣鼓毒气弹、细菌弹，在中国的地界上散播霍乱、鼠疫，搞出了无数个“无人村”。
那会儿，他们是行凶的，看着中国老百姓在痛苦里挣扎，他们搞不好还拿着本子记“实验数据”。
而这会儿，在茫茫大海上，在闷罐子一样的船舱里，他们尝到了自己亲手酿的苦酒。
没药，没设备，看着亲人一个个脱水脱死，最后连个全尸都留不住，只能像倒垃圾一样丢进海里。
这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望，曾经在中国上演过无数回。
大海是公平的。
它托着船回国，也托着那些尸体沉进深渊。
这不光是一次传染病爆发，这是战争罪行的一次反噬。
这笔血债，终于算到了他们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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