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条两小时前就已显示“已读”的消息，我心里那点残存的侥幸终于熄灭了。

“娜塔莎，钱够用吗？家里都好？”我发出的文字像石子沉入贝加尔湖，没有回音。这已经是她回伊尔库茨克“探亲”的第七个月。七十万人民币，是我这些年大半积蓄，当时她紧握着我的手说：“马克西姆，等我回来，我们就要个孩子。”

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像刀子刮着脸。我按地址找到的，是一座陈旧却温馨的木屋，窗台上放着娜塔莎最喜欢的红莓果酱瓶子。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中年女人，用俄语快速说着什么，指了指屋后。

绕到后院，我看见了她。

娜塔莎正蹲在菜园里，笨拙地给一个老人按摩双腿。那老人坐在轮椅上，毯子盖着空荡荡的裤管——我认出来了，是她在视频里“去邻居家做客”时偶尔出现过的邻居谢尔盖叔叔。她回头看见我时，手里的按摩油“啪”地掉在地上。

没有私奔，没有欺骗。她父亲早年去世，这位并非亲叔叔的邻居，却是在她母亲病重、家里最艰难时，打三份工供养她读完大学的恩人。如今老人截肢后无人照料，她选择回来偿还这份恩情。

“对不起，马克西姆，”她声音很轻，“那笔钱……我用在了谢尔盖的手术和复健上。我知道这解释不了什么。”

我看着老人腿上那条空荡荡的裤管，又看向她冻得通红、沾着泥土的手。七十万人民币，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折算成了一个老人重新活下去的尊严，和一个女人沉默的报恩。

那一刻我明白，我差点用金钱的重量，压垮了比金钱更重的东西。有些债，的确不能用转账记录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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