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与江西的交界处,罗霄山脉的余脉在这里渐渐平缓,有一条名叫渌水的河流缓缓穿过。河边有一座小城,名字很特别——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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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醴陵或许只是沪昆高速上一晃而过的地名,或者是餐桌上那套印着花卉图案的细腻碗碟的产地。对于一山之隔的江西老表来说,这里更是熟悉又陌生的邻居。然而,正是这座看似低调的县城,却藏着一个令人意外的身份——它不仅敢称“瓷都”,更藏着一部足以让世界瞩目的陶瓷史诗。

有人说,醴陵是一匹黑马。常德人可能会意外,湖南最好的瓷器不在别处,竟在此地;江西人或许也没料到,隔壁这位“小兄弟”,竟凭着独门绝技,在中国瓷坛硬生生闯出了一条与景德镇截然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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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醴陵,你会发现这里的瓷,气质是独特的。

世人皆知景德镇,它像一位博学多才的老者,集天下名窑之大成,青花、粉彩、玲珑,每一种都深厚磅礴。但在醴陵,瓷器却呈现出另一种生命形态。

不同于景德镇瓷器在成瓷上绘画的“釉上彩”工艺,醴陵人玩的是“釉下五彩”。这里的匠人坚信,真正的美应该是含蓄的、内敛的。他们在生坯上作画,用的是自己调配的矿物颜料,勾勒出花鸟山水的轮廓,然后采用独特的“分水”技法填色。整个过程,笔尖不能触碰坯体,全靠颜料的自然流动沁入泥胎。最后,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过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淬炼。

出窑的那一刻,奇迹发生了。画面被一层坚硬的玻璃质釉层封存,仿佛把时间定格在了花开得最饱满的那一刻。用手触摸,釉面光滑如镜,画面却像是被永远封存在了水晶之下,这便是“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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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被形容为“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真实的触感。端起一只醴陵茶杯,迎着光看,胎体通透,釉面下那一抹淡雅的色彩仿佛漂浮在水中,显得“亮晶晶、水灵灵”。

而将这种美学推向极致的,是一手名为“薄施淡染”的独门秘技。这项由醴陵匠人陈扬龙老先生耗费四十余年总结出的工艺,打破了传统平涂的局限。为了表现一片花瓣的层次感,匠人需要用极淡的茶水似的颜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晕染,少则数次,多则数十次。颜料一层层沁入胎骨,最终烧制出的花朵,既有工笔画的严谨,又有水彩画的灵动,层次丰富却又淡雅柔和。

正如当年评语所言,这是“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然而,这座“高峰”并非一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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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在醴陵的沩山村,至今还散落着84座古窑址和满山的碎瓷片,见证着那句“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古老传说。

但醴陵真正的崛起,是在清末民初。那时候,一场“实业救国”的浪潮也席卷到了这个小县城。1904年,湘潭人熊希龄(后来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与醴陵举人文俊铎赴日本考察瓷业,回来后立下宏愿,要振兴本土瓷业。他们开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引进日本技术和景德镇工匠,开始了一场技术革命。

仅仅几年后的1908年,他们便成功研制出草青、海碧、玛瑙红等多种高温釉下颜料,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釉下五彩”。

1915年,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醴陵瓷器带着一件精美的《扁豆双禽瓶》漂洋过海。那瓶子造型优美,釉面莹润,上面绘制的扁豆、双禽栩栩如生。在那场汇聚了各国奇珍异宝的盛会上,这件瓷器凭借其“看得见摸不着”的神奇效果和如玉般的温润质感,一举拿下最高荣誉——金奖。

同年获得金奖的,还有贵州的茅台酒。从此,“瓷醴”与“酒茅”并驾齐驱,成为了民族工业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的荣光仍在延续。因为其独特的工艺和卓越的品质,醴陵被选为国家用瓷、国宴瓷的指定产地。从此,醴陵有了一个更响亮的称号——“红官窑”。伟人毛主席生前使用的生活用瓷,很多就出自醴陵匠人之手。

但如果你以为醴陵只有阳春白雪的瓷器,那你就错了。

这座小城的生活气息,一半浸在瓷器的釉彩里,一半则裹在湖南人最熟悉的香辣里。很多外地人第一次“认识”醴陵,不是因为瓷器,而是因为一碗粉。

在醴陵的深夜街头,最诱人的味道往往来自大排档里那口黑亮的大铁锅。醴陵炒粉,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与长沙等地的湿炒不同,醴陵炒粉讲究一个“干香”。热锅热油,先打一个鸡蛋煎至焦黄,再下入脆嫩的豆芽爆炒,最后放入提前泡好的米粉。最关键的一步,是撒上一把当地特产的干辣椒粉。猛火翻炒间,镬气升腾,米粉染上金黄的色泽,吸收了鸡蛋的醇厚和豆芽的清甜,最后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出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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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一筷子入口,米粉柔韧劲道,口感干香微辣,那股子热辣滚烫,瞬间慰藉了肠胃,也唤醒了醴陵游子魂牵梦萦的乡愁。

与炒粉绝配的,还有一道醴陵小炒肉。这道菜与外地的小炒肉不同,它会带汤。选用肥瘦相间的本地猪肉,配以上帝视角般的“玻璃椒”——这种辣椒皮薄肉厚,微辣中还带着一丝甜味。大火爆炒后加水稍煮,让肉香和辣椒的鲜辣充分释放到汤汁里。吃的时候,用那醇厚的汤汁拌饭,再舀一勺油润的肉片,足以让最挑剔的食客放下矜持。

这就是醴陵,既有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国宴瓷,也有深藏在市井烟火中的小炒肉。这种强烈又和谐的反差,正是它独有的魅力。

抛开瓷与食,醴陵的骨子里还透着一股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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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水河心,有一片形似巨舫的沙洲,名为“状元洲”。相传古时曾有预言“洲过县门前,醴陵出状元”,唐代文人卢肇曾在此刻苦攻读,后来果然高中状元,这片洲也因此得名。至今,洲上绿树成荫,亭台楼阁掩映其间,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而最能代表醴陵文脉的,当属西山脚下的渌江书院。这座书院静卧于山环水抱之中,已有近千年历史。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大儒曾在此留下足迹。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后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曾在担任两江总督之前,于此地任山长(院长)三年。书院内有一棵需数人合抱的古樟,传说是王阳明手植,树龄已逾一千五百年。站在树下,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朗朗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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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渌江书院走出的学子,后来遍布天下,其中就有李立三、左权、宋时轮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这片土地,能孕育出既有匠心又有风骨的匠人与将军。

今天的醴陵,依旧不大,人口刚过百万。这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却有一种令人安心的烟火气。在醴陵陶瓷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从东汉原始青瓷到现代国宴用瓷的演变;在沩山的古窑址,你还能随手捡起一片碎瓷,与千年前的工匠产生某种奇妙的联结;而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醴陵的日用瓷、电瓷仍在源源不断地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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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常德人感到意外,是因为没想到在这湘东一隅,竟藏着如此精湛的手艺;江西人没料到,是因为在景德镇这座巨人的身边,还能生长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瓷艺高峰,并且同样绽放得如此绚烂。

但对于醴陵人自己来说,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他们不过是像过去的一千多年一样,守着一方水土,揉捏着本地特有的瓷泥,画着他们心中最美的花色,然后把这一切交给时间和炉火。

千年窑火,至今未熄。这便是醴陵,一座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清欢的湘东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