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带鱼的偏爱，是打小落下的病根儿。
如今超市里活蹦乱跳的海鱼，鲈鱼、多宝鱼、石斑鱼，想买随时能买，可我偏偏瞅不上眼，唯独见了冷冻柜里那扁扁长长的带鱼，腿就迈不动了。朋友们笑我，“你这叫贱，放着鲜的不吃，啃那冻货。”他们哪懂，我吃的不是带鱼，是四十年前的年味。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县城邮电局的家属院里。院子不大，前后三排平房，中间一个水泥地的院子，停着几辆绿色的二八大杠，那是邮递员叔叔的坐骑。父亲在工商局上班，穿四个兜的中山装，天天骑自行车过两条街去办公；母亲在邮电局，负责柜台收寄包裹，算盘打得噼啪响。两家单位听着体面，可日子照样紧巴。那时候什么都凭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一进腊月，又多了张红纸印的“春节供应证”，上面盖着公章，比现在的银行卡还金贵。
我们这个西南小县城，离海一千多公里，海货是稀罕物。平时饭桌上见不着鱼，偶尔有也是河里捞的鲫鱼，巴掌大，刺还多。所以每年年货里，唯一能和“海”字沾边的带鱼，就成了全家人盼了一年的念想。带鱼是凭票供应的，一人一票，一户最多能买两条。母亲早早就把票揣在贴身衣兜里，时不时摸一摸，生怕弄丢了。到了供销社放货那天，天还没亮她就去排队，回来时手冻得通红，脸上却带着笑，“今年运气好，分到两条宽的。”
那带鱼拿回家不能立马吃，得先放在盆里化冻。一化，满屋子腥气味。我捂着鼻子嚷，“妈，这鱼是不是臭了？”母亲头也不抬，“臭什么臭，这就是海味儿。”她其实也没见过海，最远只去过省城，但说这话时理直气壮，好像从小闻着海风长大似的。
带鱼化好了，母亲开始拾掇。刮鳞、去内脏、剪成段，动作麻利。刮下来的鳞片银光闪闪，沾得满手都是，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那时候不懂带鱼不用刮鳞，只觉得这鱼讲究，身上还带着银子。
进了腊月二十，院儿里就开始忙年了。家家户户扫尘，把被褥抱出来晒，竹竿上搭得满满当当，花花绿绿的。母亲拆洗窗帘，我在旁边帮忙递肥皂，肥皂是黄色的“固本牌”，搓出的泡沫白花花的。
熏腊肉是个大工程。父亲在院子里用砖头垒个简易灶，架上柏树枝和橘子皮，火不能大，要的是烟。肉挂在上面，一天一夜，熏出来的肉金黄油亮，带着柏枝的清香。香肠更是个细致活儿，母亲负责拌肉馅，五花肉剁碎，加盐、花椒、辣椒面、白酒，拌匀了腌一夜。第二天灌，肠衣是头天从集市上买回来的，用温水泡软，套在竹筒上，一点一点往里塞肉。灌好的香肠用棉线扎成一节一节，挂在竹竿上晾，像一串串红灯笼，在冬日的阳光下格外喜庆。
还有桔子。那年头西南的冬天，水果少得可怜，桔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一筐一筐的桔子堆在墙角，金灿灿的，看着就喜庆。皮薄得透亮，指甲一掐，汁水喷出来，满屋子桔子香。桔子皮不舍得扔，母亲收起来晒在窗台上，说能入药，炖肉时放两片，去腥增香。我一个孩子哪管得了那么多，一天能造半筐，吃到舌头起皮，第二天还接着造。
那年过年，还有一件大事——家里添了台电视机。
现在说起来轻巧，那年头买电视可了不得。十四寸，金星牌，彩色的，花了1033块钱。1033块是什么概念？父亲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五，不吃不喝攒两年多。关键是光有钱还不行，得有“指标”。那时候彩电是紧俏货，百货公司柜台里摆着样品，底下写着“已售”，一摆能摆半年。想买现成的？门儿都没有。
这电视是托人从大山里的国营三线厂搞出来的。那种厂子保密，对外叫“信箱”，几百号人藏在山沟里，生产军工零件。但因为是部属企业，每年能分到一批上海来的彩电指标，算是给职工的福利。托的一个熟人，在厂里当供销科长，走了三个月的关系，才从指标里匀出来一台。人家从上海提货，用卡车拉回山里，再托人捎到县城。那一路折腾，跟取经似的。
电视拉回来那天，全院轰动了。父亲骑三轮车去车站接货，后面跟着一串孩子。卸货时围了一圈人看，七手八脚帮着抬进屋。开箱那会儿，屋里挤得转不开身。父亲小心翼翼抱出电视机，搁在五斗柜上，插上电，拧开开关——刺啦刺啦响半天，全是雪花。他爬到房顶上转天线杆子，我们在屋里盯着屏幕喊，“清楚了清楚了！”“又花了！”“好了好了别动了！”折腾半下午，总算调出几个台。
那台电视成了我们院的宝贝。晚上一开，屋里坐满了人，来得晚的只能站门口。有人自带小板凳，有人端着茶杯，有人嗑着瓜子，比开会还齐整。母亲也不恼，反而高兴，烧水给大家沏茶。从那以后，院子里串门的更多了，就为了蹭电视看。
大年三十那天，天刚亮院子里就热闹起来。家家户户贴春联，红纸黑字，墨汁味儿混着炮仗的硫磺味儿。我们邮电局家属院有个好处，贴春联不用买浆糊，去值班室要点面糊就行。值班的赵叔每次都舀一大勺，“多拿点，贴牢实。”我端着碗，挨家挨户看春联，有的写“春回大地”，有的写“福满人间”，最气派的是张科长家，贴了一幅烫金的，据说是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寄回来的。
下午三四点，各家厨房就开始飘香了。我们家灶台上，母亲忙得团团转。腊肉切薄片，肥的透明，瘦的泛红，码在盘子里上锅蒸。香肠煮一截，捞出来晾凉再切片，摆盘时讲究“花样”，一片肥的一片瘦的码成圈。带鱼是压轴戏，母亲先用盐和料酒腌一会儿，再裹一层薄薄的面粉，油锅里滋滋响，两面煎得金黄，外酥里嫩。我守在灶台边，母亲夹一筷子刚出锅的，“尝尝咸淡。”其实哪用尝，刚进嘴就化了，烫得直吸气，可舍不得吐。
天擦黑时，父亲把院子里的大红灯笼点着了。那时候的灯笼还是灯泡的，从窗户拉根电线出去，灯泡外面套个红纸糊的罩子，风一吹，忽明忽暗的。院儿里七八个灯笼一起亮，照得雪地泛红光。有人开始放炮仗了，噼里啪啦一阵响，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
年夜饭上桌，最重要的节目就是看电视。
那台金星牌彩电端端正正摆在五斗柜上，旁边摆着一盆桔子，看着就喜庆。母亲特意用湿布把屏幕擦了又擦，生怕有灰。父亲调了半天天线，图像清楚得很——自从电视买回来，天线就再没拆过，用铁丝牢牢绑在烟囱上，还加了一根竹竿撑高，全院就数我们家天线最高。
那年头看春晚，真叫一个认真。我们仨围坐在火炉边，炉子上坐着铝锅，锅里炖着鸡汤，咕嘟咕嘟冒泡。母亲打毛衣，父亲剥桔子，我嗑瓜子。电视里画面清清楚楚，彩色的，比黑白的好看多了。陈佩斯吃面条，马季卖宇宙牌香烟，姜昆唐杰忠说相声，现在还能想起来。中间插广告时，母亲起身去厨房端汤圆，芝麻馅的，咬一口流糖。父亲说，“少吃点，一会儿还得接神。”
零点快到了，院子里开始骚动。各家各户端出鞭炮，摆在大门口。父亲把早已买好的“大地红”拆开，在地上摆成一长串。我举着香，手直哆嗦，父亲说，“别怕，点着就跑。”钟声响，满院子鞭炮齐鸣，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硝烟呛得人直咳嗽，可没人回屋，都站在门口笑，喊“过年好”。放完炮，母亲端出煮好的醪糟，“喝了暖暖身子，今年就过去了。”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枕头底下准有两毛钱压岁钱，崭新的纸币，叠得方方正正。我攥着钱跑去院儿里，孩子都出来了，比谁的钱新，比谁的糖多。穿上母亲做的棉袄，兜里揣几颗水果糖，跟着父亲满院串门。邮电局的叔叔阿姨见了我就往兜里塞瓜子，有时运气好还能得几块奶糖。一圈转下来，兜里鼓鼓囊囊的，裤兜还破了个洞，瓜子漏了一路。
初三往后，院儿里开始搭台子唱戏。邮电局工会组织，把乒乓球桌抬出来拼成舞台，拉块红布当幕布。唱的是川剧，咿咿呀呀我听不懂，但凑热闹是孩子的天性。台上唱，台下闹，卖糖葫芦的推着自行车在人群里钻，三分钱一串，山楂裹着糖稀，咬一口酸酸甜甜。母亲给我五分钱，买一串，剩下的两分钱存起来。
那时候走亲戚也是大事。初四去外婆家，坐班车要一个多钟头。母亲提着一刀腊肉、两把挂面、一包白糖，用网兜装着，挤在车上。外婆早早站在路口等，见了我先摸脸，“又长高了。”然后从兜里掏出手绢，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块钱，“拿着，买书看。”我不好意思接，母亲说，“拿着吧，长大了孝顺外婆。”饭桌上，舅舅姨姨都来了，一大家子坐两桌，推杯换盏，热闹到天黑才散。
十五元宵节，院儿里放烟花。那时候烟花金贵，大多是单位买的，几捆“钻天猴”、几盒“地老鼠”、几个“礼花弹”。孩子们举着烟花棒满院跑，画出一道道光。大人们站在屋檐下看，指指点点，“这个好看，红的。”“那个不行，哑火了。”最后一响放完，年就算过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院子里满地炮仗皮，扫成一堆，点火烧了，青烟袅袅往天上飘。
那台金星牌彩电，在我们家整整看了十五年。从十四寸看到满屏雪花，从彩色看到颜色发虚，后来换了大的，它也没舍得扔，搁在杂物间。搬家几次，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
后来日子好了，票证取消了，带鱼随便买了，海鲜市场上要啥有啥。可年味儿，却像退潮的海水，一年比一年远。年夜饭改在饭店吃了，一家人围坐一桌，各玩各的手机。春晚还在播，可没人认真看了，电视开着当背景音，该抢红包抢红包。家属院早就拆了，盖了商品楼，当年的邻居搬得七零八落，偶尔在街上碰见，寒暄两句，各自走了。
前些日子逛超市，看见冷冻柜里的带鱼，顺手拿了两条。回家煎了，端上桌，儿子尝了一口就放下，“刺太多。”我默默把一盘带鱼都吃了。还是那个味儿，但又好像差点什么。
差什么呢？大概差那个凭票排队的冬天早晨，差那个满院子飘香的除夕下午，差那台金星牌彩电前挤满邻居的夜晚，差那些端着碗串门的乡亲，差那两毛钱压岁钱攥在手心里的踏实。
那年头东西少，盼头多。一台电视能盼半年，一顿带鱼能念叨一整年。如今东西多了，反倒没什么可盼的了。
有时候想想，人这辈子最香的东西，往往就是小时候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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