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出差，本该是工作流程里的小事，却成了她人生里最黑暗的经历。
董事长的丑陋行为，让她在一夜之间陷入噩梦，而事后她选择站出来维权，却又遭遇对方的打击报复。
两年里，她一路坚持，哪怕过程充满艰难和孤立无援，也没有退缩，终于她等来了公正的回应，接受采访时，她甚至主动要求不打码、不化名，因为她清楚自己没有错，不需要遮掩和害怕。
老板王某强奸罪名成立，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而精神损失赔偿金却是3000块，要知道，这区区三千块，连一部像样的手机都买不起。
这个数字摆在崔丽丽面前时，她没有落泪，只觉得无比荒诞，一个女人的尊严、事业、健康，在法律的天平上，竟然这么不值钱。
但她没有认命，公司很快派人登门拜访，态度殷勤，开出了200万的和解方案，条件只有一个：放弃工伤认定，签字走人，从此两清。
200万对于一个已经被停发工资、踢出工作群、连公司系统都登录不上的人来说，绝非小数目，律师也劝她见好就收，毕竟职场性侵申请工伤，全国没有先例，胜算渺茫。
她依然拒绝了，“我要的不是钱，是一个说法。”
2025年1月，劳动仲裁结果出炉：公司违法解雇，须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费、各项补贴合计113万元。
从数字上看，她“亏”了87万，但这113万是法律认定的、公司必须承担的责任，而非一笔让她噤声的封口费。
更重要的是，那份工伤认定书上印着“同志”两个字，她捧着那张纸，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
当初，崔丽丽曾经是公司的核心骨干，市场销售总监，年薪百万，公司冲刺上市的关键期，她忙前忙后跑客户、做方案，那次去杭州出差，正是为了谈一个大客户。
饭桌上，老板王某给她发来短信：“多喝点”，要知道，她平时最多两杯就到顶，可那天没办法，客户一杯接一杯地敬，老板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硬着头皮喝，喝到彻底断片。
酒店监控记录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她被王某从餐厅抱回房间，全程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前台和保安察觉不对劲，提出要把她送回自己的房间，王某态度坚决地拒绝了。
凌晨四点，她在恐惧中醒来，发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王某床上，衣服散落得到处都是，那一刻，她的人生被撕成了两半。
事发后，公司表面上说“配合调查”，实际上一个月后就开始动手清理她，工作群踢了，工资停了，系统权限关了，理由是“旷工”——一个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性侵受害者，被公司按旷工处理。
她曾经为这家公司拼过命，如今却被当成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崔丽丽的维权是一场双线作战，刑事那边，王某请了名律师，不仅否认事实，还反咬一口说她“主动勾引”。
崔丽丽调出酒店监控，找到隔壁房间客人录下的拒绝声，一条条证据摆上法庭，2024年，王某被判强奸罪成立，入狱4年。
劳动那边更为艰难，她要申请的是工伤认定，而职场性侵导致的心理创伤能否算作工伤，全国没有先例。
她跑遍了妇联、法律援助、人社局、劳动仲裁，整理出50多页的维权材料，为了完成精神鉴定，她必须去指定的精神卫生中心接受12次治疗，每一次都要在陌生人面前撕开伤疤，重新回忆那个夜晚。
第一次鉴定，专家质疑她为什么事发7个月后才去治疗，她当场崩溃，在人社局大厅里失声痛哭。
第二次鉴定通过了，2024年底，她拿到了工伤认定书，公司不服，把人社局告上法庭，理由是“她当时喝醉了，醉酒不能认定工伤”。
法院的判决让他们彻底傻眼：醉酒和被性侵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她喝醉才被侵犯，而是罪犯主动实施的犯罪行为。
2025年夏天，法院驳回公司诉讼，工伤认定正式生效，这是全国第一例。
有人问崔丽丽，值吗，两年维权，她被确诊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失眠、噩梦、幻听，整个人像被困在那个夜晚出不来，事业中断，收入归零，甚至有人出几十万想封杀她的社交账号。
但她接受采访时，主动要求不打码、不化名，“我没有错，不需要遮掩，”她的丈夫全程陪伴，半夜惊醒时拉着她，情绪崩溃时抱着她。
有一次她摔断了手，躺在病床上嚎啕大哭，不是因为疼，是觉得命运太不公平，但就是用那只还能动的右手，她继续整理证据、准备材料。
如今，她的案例成了教科书般的存在，法律专家评价说，这个判决对“伤害”做了扩大解释，不仅包括身体伤害，也包括精神伤害。
这不仅是一个女人的胜利，更是一个信号：职场不是法外之地，施暴者和纵容者都要付出代价。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而有些底线，碰了就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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