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议焦点

被告李某对死者王某的死亡是否负有救助义务，其救助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王某自身疾病与李某的救助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李某的不作为是否导致王某丧失救治机会；

若需承担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的15%责任比例是否合理？

（本文所用均为化名）

二、案情简要

2023年2月，李某与王某通过微信摇一摇相识，先后两次发生性关系。同年3月3日晚，王某驾驶车辆接上李某后，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偏僻地点，两人在车内后排发生性关系，之后王某突然身体不适晕倒。李某在现场采取了简单施救措施（持续40分钟），但未拨打120急救电话，发现王某停止呼吸后，因害怕双方不正当关系暴露，拿走王某手机后独自离开现场。

2023年3月12日，公安机关在事发车内发现王某尸体。经司法鉴定，王某患有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系该病急性发作猝死。赵某作为王某之子，认为李某未履行合理救助义务，导致王某丧失救治机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李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89310元（主张李某承担50%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酌定李某承担15%赔偿责任，判决李某赔偿赵某137043元。赵某不服，上诉主张李某承担30%责任、即赔偿282238元；李某亦不服，上诉主张其已履行救助义务，王某死亡系自身疾病导致，其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查明一审事实无误，纠正了丧葬费计算标准（应为42172元），变更赔偿金额为138118.8元，维持一审责任比例及其他判项。

三、裁判要旨

1. 自然人处于危难情形时，即使无明确法定救助义务，若其行为导致他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如偏僻密闭空间内），且对危险具有较高可预见性，应承担合理的积极救助义务，不作为导致他人丧失救治机会的，需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2. 行为人仅采取简单无效的救助措施，未及时拨打急救电话、未寻求其他有效救助，反而消极逃避、弃他人于不顾，构成救助不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3. 受害人自身患有严重疾病，系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行为风险未尽到注意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可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4. 不正当男女关系虽违反公序良俗，但该行为本身不直接导致赔偿责任，侵权责任的认定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存在救助不当的过错，以及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四、简要分析

很多人认为“我没有法定责任，就可以不管”，但本案明确：李某与王某虽无亲属、监护等法定救助关系，但两人在偏僻密闭的车内发生性关系，王某病发时身边仅有李某一人，李某的行为客观上排斥了其他人介入救助的可能，且其已意识到王某处于危险境地，因此负有合理的积极救助义务，这种义务源于“危险境地的关联性”，而非法定强制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

同时，简单施救≠履行义务。李某主张其已采取40分钟简单施救，不应担责，但法律要求的“合理救助”，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采取最有效的救助措施（如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周边人员帮助），而非仅做无效尝试后逃避。李某未拨打120，反而拿走手机离开，导致王某丧失了唯一的送医救治机会，其不作为存在明显过错，这是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的核心原因；但同时，王某的死亡主要是自身严重心脏病急性发作导致，李某的过错仅为“辅助因素”，因此法院酌定其承担15%次要责任。

五、案件索引

（2025）陕01民终2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