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刑与无期徒刑”这两个实质上可能的选择中，一审法院的判断是后者。审判部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其主导了“12·3内乱”，并由此“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社会损失与成本”，有必要予以严惩。但考虑到前总统尹锡悦在戒严期间最大限度地克制了物理力行使，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等因素，最终未选择法定最高刑。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部（部长法官 池贵渊）于19日在前总统尹锡悦内乱头目等嫌疑案件的一审中，将12·3非法戒严定性为内乱，并斥责道：“（前总统尹锡悦）难以否认其怀有阻碍或瘫痪国会活动，使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正常行使职能的目的。” 审判部认为，前总统尹锡悦公诉事实中包含的宣布紧急戒严、封锁国会、组建及运营主要政治人物逮捕组等一系列行为，其本身均构成暴动行为。
审判部继而强调，12·3内乱“从根本上损害了核心价值”，严惩不可避免。并表示：“（前总统尹锡悦等人）无视合法程序，通过暴力手段使国会行使权能成为不可能……应受谴责之处甚大。” 审判部指出，大部分犯罪属于“结果犯”，而内乱罪则是只要发生危害危险即告成立的“危险犯”，并强调“（内乱罪的）危险性波及国家整体”。
审判部驳斥了“总统不能成为内乱主体”的前总统尹锡悦方主张，并引用了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案例。查理一世因与英国议会在征税问题上发生冲突，试图解散议会，后以叛国罪被起诉并判处死刑。当时英格兰法院判定“以国民的名义”国王亦可因叛国罪受罚。审判部表示：“审视该判决，可知其明确承认了国王对国家犯下叛国罪的事实”，并称“综合此类历史沿革、他国宪法规定、判例等，足以知晓总统可能犯下以国宪紊乱为目的的内乱罪之情由。”
审判部还强调，前总统尹锡悦等人犯下的12·3内乱同样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损害。这是因为非法戒严动用了军队和警察，导致其政治中立性严重受损，部分人员长期接受调查和审判，承受痛苦。审判部亦指出，国际社会中韩国的政治地位与对外信誉大幅下降。审判部表示：“紧急戒严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但在该部分上难以看到其表露歉意之意”，指出了前总统尹锡悦毫无反省的态度。
尽管如此，审判部未采纳内乱·外患特别检察组求处的死刑，而选择了无期徒刑。这是因为虽然充分认定了犯罪行为的危险性，但并未实际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等结果。审判部指出：“可见（前总统尹锡悦）存在尽可能克制物理力行使的情形。几乎找不到使用实弹或直接行使物理力、暴力的例子”，“大部分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审判部亦提及，“（前总统尹锡悦）在本案犯罪前无任何犯罪前科，长期担任公职”，“现年65岁，属相对高龄”，这也是排除最高刑的理由之一。
根据大法院判例，死刑判决仅在责任的轻重、刑罚目的衡量下，存在任何人皆认可为正当的特别情形时才被允许。在前总统全斗焕内乱首魁等嫌疑的审判中判处死刑的一审审判部，其主要依据是他批准向平民开枪，造成了大量伤亡。
被视为核心证据的“卢相沅笔记”未获可信性认定，似乎也影响了判决结果。特检曾依据在前国军情报司令官卢相沅住所发现的笔记内容，怀疑卢前司令官与前总统尹锡悦、前国防部长官金容炫等人自2023年10月以前便开始谋划戒严。并曾根据笔记内容变更本案起诉状。
但审判部划清了界限：“（笔记的）撰写时间无法准确知晓，内容粗糙，且鉴于保管方式等，难以认定其中记载了如此重要的事项。” 并得出结论称：“审视紧急戒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认为其长期蓄意宣布紧急戒严则准备过于草率，且使国会瘫痪后的计划等，也找不到相关证据、资料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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