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一把手，五十多岁了，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回家陪老母亲吃饭|佝偻|保姆|吃饭|小菜|市里|老母亲

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老周，今年五十二了，正处级。在我们这个小城市，这个年纪的这个位置，算是很有分量的。平时在单位里，不苟言笑，处理起事情来雷厉风行，开会的时候往那儿一坐，不怒自威，我们这些小年轻多少都有点怕他。

但老周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特别“奇怪”。

每天中午十一点五十，不管手头有多重要的事，不管市里省里来了多大的领导，他都会准时起身，收拾东西，然后跟我们摆摆手：“走了啊。”

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饭局？应酬？都不可能，因为老周酒量很好，但从不参加中午的饭局。后来时间长了，单位里的老人就给我们这些新来的解了惑：周书记这是回家陪老娘吃饭去了。

老周的母亲，今年八十多了，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岁数大了。老太太就住在单位后面隔着两条街的老市委家属院里，一套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老楼，五楼，没电梯。老周每天中午，就是回去陪这个老娘吃一顿午饭。

起初听到这个解释，我心里其实没太当回事。甚至有点“职业病”地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人设”？毕竟在体制内，孝顺是一块很好的“政治牌”，懂得都懂。但后来时间长了，观察得多了，我才发现自己那点心思想法，真是小人之心。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下着那种南方城市特有的冻雨，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十一点五十，老周准时起身。那天刚好有个省里的检查组在，带队的是一位副厅长，中午本来安排好了要一起吃饭的。办公室主任急得满头大汗，小心翼翼地凑上去提醒：“周书记，今天中午张厅长那边……”

老周脚步顿了一下，看了看窗外那冷得能把人冻僵的雨，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你跟张厅长解释一下，我家里有个八十多的老娘在等我，我回去安顿好她，下午两点前准时回来陪大家喝茶。张厅长要是理解，我谢谢他；要是不理解，下次我去他家里给他赔罪。”

说完，披上他那件穿了七八年的黑色旧羽绒服，撑开一把伞，就走进了那冷飕飕的雨幕里。

办公室主任站在门口，看着那个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雨里，回过头来对我们叹了口气，小声嘟囔了一句：“雷打不动。”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个背影一点也不佝偻了。在这个溜须拍马、人情世故几乎要溢出屏幕的场合里，他这一走，走得特别硬气，特别稳。

还有一次，是个夏天，特别热。老周的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住院了。那段时间，老周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但他还是每天中午十一点五十走。

只不过那段时间，他不是回家，是去医院。我们后来才知道，老太太脾气犟，住在医院里，吃不惯医院的饭菜，也吃不惯保姆做的，就想吃儿子做的。老周就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好粥，或者炖好汤，带到单位。中午十一点五十，他准时拎着那个用了很多年的不锈钢保温桶，去医院陪老娘吃饭。喂完饭，再赶回单位上班，下午的会议，他一个没落。

后来老太太出院了，他又恢复了回家吃饭的节奏。

真正让我破防的，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老周家拿一份紧急文件。

那天中午，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但文件上催得急，我只好硬着头皮给老周打电话。老周没多说，就报了个地址：“老市委大院，15栋，501，你过来吧。”

我骑着电动车，七拐八绕地找到那片老旧的小区。楼道的灯昏黄昏黄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楼梯扶手摸上去冰凉又油腻。我爬到五楼，气喘吁吁，敲了敲门。

门开了，是老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围着一个蓝白格子的围裙，上面还沾着一点油渍。他看到我，笑了笑，压低声音说：“进来吧，小声点，我妈刚吃完饭，在沙发上眯一会儿。”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老房子不大，装修还是九十年代那种，家具都旧了，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客厅的沙发上，蜷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身上盖着一张薄毯，睡得正香。电视开着，声音调到了最低，放着不知名的戏曲频道。

老周接过我手里的文件，也没看，顺手放在鞋柜上，然后示意我等一下。他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个果盘，上面是切好的西瓜，每一块都剔掉了籽，摆得整整齐齐。他对我小声说：“来，吃块瓜，天热。”

我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拿了文件就走。

老周没强留，送我到门口。就在我转身下楼的瞬间，我透过半开的门缝，看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幕：

沙发上，老太太好像醒了一下，迷迷糊糊地动了动。老周赶紧走回去，弯下腰，把滑落的薄毯重新给她盖好，然后轻轻地，非常轻地，在老太太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得像他每天都会做无数次。自然得像他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小男孩，而他的母亲，还是那个守护他的年轻妈妈。

我扶着楼梯扶手，愣在那里好久。那一刻，楼道里那股说不清是潮湿还是陈旧的味道，忽然变得特别有人情味。那个穿着旧T恤、系着围裙、头发已经花白的男人，哪是什么单位的一把手，他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只想让妈妈睡个安稳午觉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