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要说真话,就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而不能总是顾及面子,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不能总是给领导拍马屁,以免把马给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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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文学批评是这样,人们的交往也是这样。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要具有一双慧眼,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知道作家写了什么,也知道作家写的哪些地方可以褒扬,哪些地方可以批评。倘若批评家只是顾及面子,就像古代那些诗人一样,互相写诗酬唱,互相吹捧,就可以提高名气,那么批评家就失掉了良心。因为批评家总是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要给读者介绍好的文学作品,要规范作者的创作,不然批评家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人们的交往也是如此,往往总是顾及面子,要互相给面子,而不能直接指责对方的毛病。倘若两个人见面就互相贬损,那么很快就会不欢而散。一群人更是如此,并不能互相贬损,而是要互相捧场。你说我的好处,我说你的好处,甚至互相打哈哈,要互相请客吃饭,还约定了时间地点,说谁不去谁就是小狗。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谁也不去。他们说互相请吃饭,只是给别人看的,只是打招呼,维持好的面子。说白了是一种表演,却可以蒙骗很多人。有了打招呼的轻浮与大而无当,就有了各种各样面子上的话。总是你好我好他也好,谁都不得罪,当然就不会把关系闹僵了,也不会互相为仇。可是真到了办事的时候,不管关系多么硬,还是需要银子,没银子还真办不了事。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情,而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都是银子说了算。

古代的大臣给皇帝汇报的时候,总是报喜不报忧,哪怕是坏事也能汇报成好事。倘若官员治下出现了饥民闹事的现象,那么官员就会“捂盖子”,不会如实禀报。即便上级和皇帝知道了,官员也仍然会把坏事汇报成好事。说有几个饥民想闹事,官员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就算是没事了。同时,官员要强调宣扬教化的重要性,还要亲自带头宣扬教化,让老百姓知足常乐,让他们读一读唐诗宋词,教他们礼仪文化,而不会强调造反有理。官员在科举考试的过程中,早就养成了琢磨的功夫,会琢磨皇帝的意图,琢磨主考官的心思。琢磨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把坏的说成好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当然做官之后就有了这样的文笔功夫,遇到坏事根本不怕,只要汇报得当,把坏的说成好的,就可以轻松蒙混过关,甚至还会为此加官进爵。当然官员暗地里的动作是不少的,要善于给上级送银子,送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化解各种危机,哪怕治下出现了饥民闹事的现象,出现了土匪抢劫的现象,还闹出了人命,官员也照样可以“捂盖子”,不让消息散布出去,照样可以加官进爵。官员会把坏处说成了好处,而对于政敌,官员却可以把好处说成坏处,总是要挑毛病,总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倘若官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人和事,就会出现巨大的偏见,甚至会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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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在,似乎古代官场的遗留风气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影响了很多官员。他们仍然会报喜不报忧,不会把真实的情况报告上去,不但会“捂盖子”,而且会“打棒子”,会搞各种权钱色交易,当然也就顺风顺水了。他们往往每年都要让秘书写一些新闻,发表在报刊上,就是写当地的一些好事,而这些好事并没有什么大的特色,甚至秘书把去年的新闻拿出来,重新修改润色,发出去就可以当成今年的新闻,也就是去年的所谓好事可以当成今年的好事来报道。至于粮食大丰收,农民抱着金灿灿的稻谷微笑之类的,还有领导深入基层,和底层员工合影之类的,早已经不是新闻,也早已经泛滥了,每年都有。他们似乎没有关注那些豪华酒店旁边乞讨的残疾人,没有关注那些整天在垃圾箱里翻捡矿泉水瓶子的大爷大妈,没有关注那些辍学的青少年,没有关注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没有关注那些卖淫的特殊职业妇女,也没有关注那些被包养的女人。似乎形势一片大好,没有什么阶级差距,也没有什么吃不上饭的现象,更没有底层互害的逻辑。他们往往会奇怪,为什么社会进步这么大,人们生活也好了,还是有人作奸犯科,还是有人犯罪。可是他们偏偏不会反省自己行贿受贿算不算犯罪?自己允许重污染企业存在,以罚代管,算不算犯罪?自己允许那些特殊职业妇女出入于洗脚城、按摩城等地方,算不算犯罪?自己把各种官职都做了标价,用于买卖,算不算犯罪?

他们总是把坏的说成好的,把生意红火的洗脚城、按摩城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标志,把人们购买年货说成是刺激消费的结果,也是市场繁荣的标志,把千千万万的房奴和车奴说成提前消费,其实只不过让他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而已,也让他们沦为廉价劳动力。坏处说好,好处也说好,那么社会形势就会一片大好。而那些标志坏的词语,早已经在人们的口头消失了,主要还是在报刊媒体上消失了,人们也就不再提了。诸如雾霾、卖淫、嫖娼、吸毒、二奶、小三、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性贿赂等等词汇,大多都消失不见了。代之以和谐、美好、繁荣、自由、平等、博爱等词汇,似乎社会真的变得美好了,因为很多人进入了城市,已经成了城里人,也就不喜欢回农村了,而农村似乎成了落后的标志。辩证法告诉我们,有好就有坏,并不能只关注好的,需要同时关注坏的,把坏的变成好的,而不是在变的过程中,把坏的说成好的。就像新闻一样,总是报道国内的好事,报道外国的坏事,却不会全面报道,似乎可以激发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其实是一种愚民的表现。外国的新闻很多不是这样的,他们会报道自己的坏事,报道外国的坏事,当然好事也会报,总是最新报道,速度最快,而且好坏都报,算是比较客观,也是比较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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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难得的是说真话,说实话,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办不到。要想获得真话和真相,还是自己去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