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三天，我没回自己的出租屋。
我跟我妈说单位有事，在家住几天方便。我妈高兴坏了，每天变着花样做菜。
我不是为了吃饭。
我是为了看我爸。
第一天晚上，吃过饭，我爸说出去溜达。
走了两个小时。
他平时不溜达。
第二天，他接了个电话，去阳台。关了门。
我从客厅的玻璃门看过去，看见他的嘴在动，但听不见声音。
他回来以后，我妈问他谁打的。
“老同事。”
我妈“哦”了一声，继续织毛衣。
她在给周磊织毛衣。周磊说过“妈，我三十了，别织了”，她不听。说“机器织的哪有手织的暖和”。
她的手指有点变形了。关节粗，指尖弯，是常年干活的手。
她织了一辈子毛衣，给我爸织，给我织，给我弟织。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给自己织过。
第三天。
我爸不在家。说是去老朋友那里喝茶。
我帮我妈收拾房间，打扫我爸的书房。
“书房”其实就是个小杂物间，放了一张桌子，我爸退休后在这里看看报纸、喝喝茶。
抽屉里有一个铁盒。
锁着的。
我妈从门口过，看见我蹲在那儿。
“那个盒子你别动，你爸的。”
“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是单位的一些材料。”
“锁着的？”
“嗯，从我们搬过来就放在那儿了。”
二十年。
一个锁着的铁盒放了二十年。
我妈从来没打开过。
也没问过。
她对我爸的信任，就像她织的毛衣——一针一针，密密实实，从来没有断过。
我把铁盒放回去了。
但我记住了锁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去五金店配了一把钥匙。
不对。
不是配钥匙。那种老式铁盒锁，五金店的人说用个一字螺丝刀就能撬开。
但我没撬。
我不想偷偷摸摸的。
我想等。
等证据更多一些。
周磊那边有进展了。他找了一个在银行上班的朋友。
“姐，查到了。”
“说。”
“爸的工资卡，从2006年开始，每个月固定转出一笔钱。”
“多少？”
“一开始是八百。后来涨到一千二。2015年以后是两千。”
“转给谁？”
“一个叫田美凤的。”
田美凤。
我默念了一下这个名字。
不认识。
从来没听我爸提过。
“每个月都转？”
“每个月。没断过。二十年。”
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
八百乘以九年，一千二乘以六年，两千乘以五年……
不止这些。还有不定期的大额转账。周磊说他看到好几笔，最大的一笔是2012年的八万。
“八万是什么？”
“不知道。”
八万。2012年。
2012年我上大学，学费一年五千。我妈说“家里紧，你在学校省着点花”。
我在大学四年，没买过一件超过一百块的衣服。
我妈每次来看我，带的东西都是自家做的，咸菜、炒花生、蒸的馒头。
她说“外面的东西贵，不如自己做的实在”。
那一年。
八万。
转给了田美凤。
我放下手机。
阳台上我妈晾的衣服在风里晃。
那件羽绒服。
我妈那件墨绿色的羽绒服。
她穿了十二年了。袖口磨毛了，拉链有一截卡住了拉不上去，她用别针别着。
每年冬天我说“妈，我给你买件新的”，她都说“这件还能穿，别浪费钱”。
十二年。
她连一件新羽绒服都没买过。
而那个女人，每个月按时收钱，二十年。
我站在阳台上。
风把那件羽绒服吹得鼓起来，像里面还有一个人。
我忽然想到小时候。
冬天早上上学，我妈把我的书包递给我。她的手是冰的。
她的手套破了个洞。
我说“妈你手套破了”。
她说“没事，回头补一下”。
她补了。一直补到那副手套彻底烂掉。
她从来没有买过新的。
我弟周磊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姐？你还在吗？”
“在。”
“你哭了？”
“没有。”
我把眼睛擦了一下。
“没有。风太大了。”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红烧肉。
她把最大的那块夹到我爸碗里。
我爸嫌油多，把肉皮剥了，剩下的吃了。
肉皮留在碗边。
我妈看了一眼，没说话。
后来收拾碗筷的时候，我看见我妈把那块肉皮放进了自己嘴里。
她吃的时候背对着客厅。
没人注意到。
除了我。
第四天，周磊发来一张截图。
“姐。你看这个。”
是一份房产信息。
他那个银行朋友帮忙查的——2012年那笔八万块，是一套房子的首付。
房子在城南，两室一厅，六十多平。
产权人：田美凤。
共同还款人：周建国。
我盯着“共同还款人”四个字看了很久。
共同还款。
这意味着每个月的月供，也是他在还。
在他跟我妈说“退休金扣了一部分”的那些年里。
在我妈穿了十二年旧羽绒服的那些年里。
在我大学四年没买过一百块以上衣服的那些年里。
他在给别的女人还房贷。
我想起2012年。
那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我妈想买个新的，我爸说“修一修还能用”。
修了三次。
第三次修的时候，修家电的师傅说：“大姐，这机子太老了，修不如换。”
我妈看了看我爸。
我爸说：“再用用。”
我妈把衣服拿出来，手洗。
那年冬天，她的手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她往手上涂蛤蜊油。
蛤蜊油。
一块五一盒。
而同一年，他拿出八万块，给别的女人交了首付。
我把手机放下。
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再等了。
我给我爸打电话。
“爸，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聊什么？”
“拆迁的事。”
“拆迁不是还没定方案吗——”
“不是拆迁方案。是周洋的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
“你……想说什么？”
“当面说。”
“琳琳，有些事你不懂——”
“那你当面跟我解释。明天下午。别让妈知道。”
我挂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我在小区对面的茶馆等他。
他来了。
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
坐下以后，他先倒了杯茶。喝了一口。放下。
“琳琳——”
“周洋是你的儿子。”
我没让他开场。
“对不对？”
他没说话。
“田美凤是周洋的妈。你从2006年开始每月转钱给她，二十年没断过。2012年你给她买了一套房，首付八万，月供你还。退休以后退休金也在补贴那边。”
我一口气说完。
我看着他。
他端着茶杯的手，有一点点抖。
但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慌。
他放下茶杯。
“你查我？”
“拆迁登记表上白纸黑字。我不查，拆迁办也会查。”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太大了。像准备了很久。
“那是我的孩子。”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不是道歉。不是解释。不是“我对σσψ不起你妈”。
是“那是我的孩子”。
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不是心虚，也不全是理直气壮。更像是一种……终于不用装了的疲惫。
“二十年了，”他说，“我也不想瞒了。”
“你不想瞒了？”
“那孩子也是我的骨肉。我不能不管。”
“你管他二十年了。用我妈的钱。”
“那也是我挣的钱——”
“婚后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你的工资一半是我妈的。你知不知道？”
他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我会说这句话。
他以为我会哭，会闹，会问“你怎么能这样”。
我没有。
“二十年，你瞒得真辛苦。”
我看着他。
“但瞒的代价，你还没付。”
他的脸色变了。
“琳琳，这是大人的事——”
“我三十岁了。”
“你不懂。”
“我懂。你拿着我妈省吃俭用的钱，养了二十年别的女人和别的孩子。你觉得我不懂哪一部分？”
他的嘴张了张。
没说出话。
茶凉了。
我站起来。
“这件事，我会告诉我妈。”
“你——”
“你有什么想对她说的，自己想好。”
我走出茶馆。
外面在下雨。
我没带伞。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他坐在里面，没动。
茶杯还端在手里。
手在抖。
但我忽然想到——他手抖，可能不是因为愧疚。
是因为怕。
怕的不是良心，是拆迁款。
他在算。
他在想，如果你妈知道了，拆迁款怎么分。
走在雨里的时候，我给周磊发了一条消息。
“该告诉妈了。”
“你来说还是我来说？”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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