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坤宇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生
每年春节，中国城乡之间上演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这场以“团圆”为主题的年度大戏中，一个现象逐渐浮现：那些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的务工人员子女，在返乡过年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层特征。在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低龄儿童往往对回老家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和更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在村头巷尾奔跑嬉戏，与祖辈亲友自然亲近；而初中和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则常常显得疏离、沉默，甚至抵触，他们在这样的乡土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小尾巴”们的急切
在年末幼儿园刚刚放假时，已经在浙江定居的舅舅舅妈打来视频，两个上幼儿园的小孩子高兴地说：“姑妈妈，哥哥姐姐我们放假啦！”，两个小孩子对于回老家过年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渴望。在返乡的路上，他们不停地询问“还有多久到”，对即将见到的亲戚们充满期待。回到村里后，他们表现出极高的适应能力和探索欲望，很快融入乡村生活：在院子里追逐小狗，和村里的小伙伴在田野间奔跑，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即使面对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条件—旱厕、柴火灶、没有暖气的房间，他们也能迅速适应，很少抱怨。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在乡村环境中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自在感”。他们不需要像在城里那样被时刻看管，可以在广阔的田野里自由奔跑；他们不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交规则，村里的大人都会善意地包容孩子的顽皮；他们甚至对亲戚们的“灵魂拷问”：“考了多少分”“排第几名”也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地玩耍。
青少年们的“隐身”
与低龄儿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初中或高中的青少年往往对返乡并没有强烈的兴趣。即便跟随父母返乡，这些青少年在乡村的表现也与低龄儿童截然不同。同是舅舅家的孩子，一个在外地上初二的妹妹，在春节期间大部分时间在看手机或与弟弟妹妹玩，对于堂表兄弟姐妹的邀约显得意兴阑珊。包括一些平时住在县城里，回村过年的大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时间待在房间里，低头玩手机、打游戏，对走亲访友毫无兴趣。面对长辈的问候，他们礼貌问好；面对亲戚的“关心”——询问成绩、打听升学、比较表现，则让他们感到尴尬和反感。
在乡村环境中，青少年们也失去了低龄儿童那种“自在感”。他们不适应乡村的生活条件：没有WiFi、洗澡不方便、睡觉太冷、厕所太脏。他们更不适应乡村的社交环境：没有共同话题的同龄人、需要应付各种亲戚关系、担心自己的城市身份被议论。他们对人情往来的繁文缛节感到厌烦，代际交流的鸿沟在春节聚餐的饭桌上清晰可见。对他们来说，乡村不再是“家”，而是一个陌生、落后、令人不适的地方。
差异背后的逻辑
社交需求与归属感的变迁
儿童的社交需求随年龄增长而发生质的变化，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于返乡的态度。低龄儿童的社交圈相对简单，主要围绕家庭成员和少数玩伴。对他们来说，乡村的亲戚和小伙伴是熟悉的、可信赖的。他们在乡村可以自由地玩耍，不需要复杂的社交技巧，这种“无障碍社交”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
然而，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的社交需求急剧升级。他们渴望与同龄人建立深层次的联系，追求被接纳、被认同的归属感。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归属感主要来源于学校同伴群体，而非家庭或亲戚关系。返乡意味着暂时脱离熟悉的社交圈，无法与城市中重要的朋友见面、交流，这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社交损失。
与此同时，乡村的同龄人群体往往难以满足青少年的社交需求。长期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与乡村孩子在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很难找到共同话题。这种“社交真空”使青少年在乡村感到孤独和无聊，只能依赖手机等电子设备来填补空虚。
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困惑
身份认同是理解青少年返乡态度的关键维度。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务工者子女来说，他们面临着独特的身份困境：户籍上他们是“农村人”，但实际生活经验却让他们更接近“城市人”。
低龄儿童尚未形成明确的身份意识，他们不会纠结于“我是哪里人”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老家”就是一个可以去玩的地方，“农村人”或“城市人”的标签毫无意义。
但进入青春期后，身份认同成为青少年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城乡之间的差异，开始感受到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区隔。返乡过年时，这种身份困惑被放大：在城市，他们因农村户籍而被视为“外来者”；在乡村，他们又因城市生活方式而被视为“异类”。这种“双重边缘化”的体验让青少年对返乡产生排斥。
此外，青少年对社会评价的敏感度远高于低龄儿童。他们担心自己在城市的生活水平被乡村亲戚议论，担心自己的成绩、外貌、言行举止成为比较的对象。这种“被审视”的压力使他们在乡村环境中感到不自在，宁愿躲在房间里也不愿面对亲戚。
环境适应能力的对比
从环境适应的角度来看，低龄儿童与青少年也存在显著差异。低龄儿童的适应能力较强，他们对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而非排斥。乡村的自然环境——田野、河流、山林——对他们来说是探索的乐园，而非落后的象征。他们可以在泥地里打滚，可以和动物玩耍，这些在城市难以体验到的乐趣构成了他们返乡动力的一部分。
青少年则对环境变化更为敏感。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便利的交通、完善的设施、丰富的娱乐、私密的空间。乡村的生活条件，寒冷、简陋、不便在他们眼中是一种“艰苦”。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标准，对“好”与“不好”有明确的判断，这种判断使他们对乡村环境产生负面评价。
总结
这一现象不仅关乎个体家庭的春节安排，更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层议题。
首先，它反映出城乡二元结构对下一代的影响。务工者子女在城市长大，却在户籍上被定义为“农村人”，这种身份的撕裂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后愈发明显。其次，它揭示了家庭关系在代际间的变化。对于务工者父母来说，老家是根，是情感的归宿；但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子女来说，老家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地名，缺乏情感连接。再次，它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出了警示。返乡期间的“社交真空”、身份困惑、社会比较压力，都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空间位移，更是情感结构、价值体系与身份认同的重构。当我们讨论"乡村振兴"时，不能忽视情感维度——如何让乡村成为青少年"愿意回去"而不仅是"应该回去"的地方，需要超越基础设施建设的文化重建。
春节返乡的本质，是现代化洪流中短暂的"逆流动"。"小候鸟"们的归巢与疏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空间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情感年轮。那些在村口欢笑的幼童，或许十年后也会成为沉默的青少年，而乡愁的种子能否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或许，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家乡”的定义正在被重新书写。它不再仅仅是父辈记忆中的那个村庄，而是承载着新一代复杂情感的符号，“家”可能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与亲人在一起的地方，是能够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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