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十六岁被抓壮丁，走前一夜家里硬给他塞了个媳妇。那姑娘他见过两回，是邻村打铁的闺女，胳膊比他大腿还粗。

拜完堂进屋，我爷蹲门槛上说：“我明早就走，死活不知，你别等我。”新媳妇愣了半天，从怀里掏出三个烙饼塞他怀里：“路上吃。”然后转身把铺盖卷成两半，一半铺炕头，一半铺炕尾。

半夜我爷听见她抽鼻子，伸手一摸，枕头全湿了。天没亮队伍就吹哨，我爷走到院门口回头，看见她举着油灯站在堂屋，灯苗小得像一粒黄豆。

我爷揣着烙饼跟着队伍走，一路翻山越岭，脚磨出了血泡，烙饼却舍不得吃。那饼是纯麦面做的，掺了点芝麻，咬一口满嘴香，是他长到十六岁吃过最好的东西。他每天只掰一小块，就着凉水咽下去，剩下的小心翼翼揣在怀里，贴着心口，像是揣着那姑娘举着的油灯，暖乎乎的。

队伍里的人大多是被抓来的，一路上有人跑，有人被打死，有人饿晕在路边，我爷年纪小，身子骨却还算结实，跟着队伍走了大半年，从老家走到了南边的战场。

战场上的日子没个准头，枪林弹雨里，今天还一起说话的人，明天可能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我爷学会了躲炮弹，学会了用枪，学会了在死人堆里找吃的，可那三块烙饼，他最后还是没吃完。第三块饼风干了，硬得像石头，他揣在怀里，被炮弹的气浪震飞出去，饼碎了一角，他捡起来擦干净，依旧揣着。他总想起走的那天，那姑娘举着油灯站在堂屋，灯苗晃悠悠的，她的脸藏在阴影里，只看见一双眼睛，亮闪闪的。

这一走就是八年，我爷从十六岁的半大孩子，长成了二十四岁的汉子，身上添了好几道疤，也从壮丁熬成了老兵。抗战胜利后，队伍散了，他一路往回走，没有盘缠，就靠讨饭、打零工，走一步算一步。他记着老家的方向，记着邻村的打铁铺，记着那个胳膊粗的姑娘，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不知道她有没有改嫁，可他就是想回去看看，哪怕只是看一眼那间举过油灯的堂屋。

路上走了大半年，等我爷走到村口，已是寒冬腊月，雪下得没了膝盖。他衣衫褴褛，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拎着一个破布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剩那半块风干的烙饼。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他走到树下，看见自家的院墙修得整整齐齐，烟囱里冒着烟，不像荒废的样子。

我爷走到院门口，手搭在门环上，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开了，出来一个女人，穿着粗布棉袄，挽着袖子，胳膊还是那么粗，手里拎着一桶水，看见我爷，愣在原地，桶里的水洒了一地。是她，还是那个打铁的闺女，只是眼角添了点细纹，眉眼却还是当年的样子。

她看着我爷，看了半天，张嘴说了一句：“你回来了。”没有哭，也没有笑，就这么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我爷却红了眼，站在雪地里，半天说不出话。

进屋后，我爷看见堂屋的桌子上，摆着一盏油灯，和当年那盏一模一样，灯盏擦得锃亮。她给我爷端来一碗热粥，又拿出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裳，说：“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每年都把你的衣裳浆洗一遍，每年都在堂屋点着灯，等你回来。”

村里人都说她傻，说我爷肯定死在外面了，劝她改嫁，隔壁村的木匠，邻村的货郎，都来提过亲，她都拒绝了，说：“我嫁给他了，他走了，我就等他回来。”她一个女人家，守着空屋子，跟着娘家爹学打铁，挑水劈柴，种地喂猪，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硬是撑了八年。

我爷听着，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烙饼，放在桌子上，饼已经干得掰不动了，却还留着一点麦香。她看着烙饼，伸手摸了摸，眼眶红了，却还是没掉眼泪。

那天晚上，她把铺盖卷合在了一起，铺在炕中间。我爷还是话少，她也不多言，却把家里的事打理得妥妥帖帖，给我爷烧水洗脚，给我爷做他爱吃的麦面烙饼，依旧掺点芝麻，咬一口满嘴香。

后来，我爷就在家里种地，闲时跟着老丈人学打铁，他身子骨壮，学东西快，没多久就打出一手好铁。两人依旧话不多，却过得踏踏实实，第二年，生了我大伯，第三年，生了我爹，家里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堂屋的那盏油灯，依旧每天晚上点着，灯苗不再像黄豆那么小，亮堂堂的，照着一屋子的烟火气。

我爷活到八十岁，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半块风干的烙饼，那盏油灯也一直留着，传到了我大伯手里，又传到了我爹手里，现在还在我家的堂屋里，擦得锃亮，逢年过节，点上一盏，灯苗晃悠悠的，像极了那年清晨，那个打铁的闺女举着的灯，暖了我爷一辈子，也暖了我们家一辈子。

这一辈子，我爷没说过什么情话，却总跟我们说，做人要守心，要等，等一个人，等一个希望，就像那盏灯，点着，就总有盼头。而那个胳膊比大腿还粗的打铁闺女，用一辈子的等待，守住了她的男人，也守住了一屋子的温暖，成了我们家最敬重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