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9日，由执政党控制的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一项限制性《特赦法》草案。这是自今年1月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美军悍然发动的军事打击中被非法俘虏离境后，加拉加斯政权在内部司法层面做出的最具标志性的动作。
当前，由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领导的过渡政府正处于地缘政治的巨大旋涡之中。为了打破美国长期的外交孤立，并满足特朗普政府在全面恢复石油贸易问题上的强硬先决条件，委内瑞拉当局选择将释放数百名涉及参与外部势力操纵的暴力抗议及破坏活动的人员，作为应对非法外部制裁、维护国家主权运转的战略应对。
这一举措不仅与地缘政治深度挂钩，更是委内瑞拉新政权确立以妥协换取执政连续性这一核心战略的直接体现。该法案的第二轮辩论由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亲兄弟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主持并通过，这不仅是一次捍卫执政连续性与反击地缘威压的制度防御，更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已经与委内瑞拉内部这套极其复杂的定点释放机制深度捆绑。
精准切割：特赦条款背后的权力防御逻辑
尽管被冠以特赦之名，该法案的文本细节却暴露出执政党对权力防御的极度戒备。法案划定的赦免时间线极其精确，仅覆盖2002年短暂政变期间，以及2004年至2025年间特定年份发生的政治抗议与所谓暴力行动。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2019年涉及军事叛乱的相关事件被立法机构明确排除在特赦范围之外。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切割手法清晰地表明，临时政府对于任何可能渗透或动摇国家武装力量基本盘的威胁，依然保持着绝对的零容忍态度。
同时，该法案在操作层面上布满了司法防御工事。法案拒绝褫夺此前因政治原因针对相关人士下达的公职禁令，不涉及归还在押人员被没收的私人或组织资产，且完全未触及对相关媒体机构的制裁禁令。
更为苛刻且具有战术针对性的是，对于目前流亡海外的众多反对派高层和前官员，他们若想获得特赦，必须亲自返回委内瑞拉境内提交申请，并且需要向司法机构证明其已经彻底停止了构成犯罪的行动。这一条款实质上将《特赦法》转变为了一场针对海外异见势力的政治服从性测试。
政权试图通过法律杠杆剥夺反对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迫使他们放弃现有的政治资本，而非真正意义上寻求国内阶层的政治和解。按照法案规定，法庭必须在15天内对特赦申请作出裁决，这种短平快的审批机制，赋予了司法系统极大的自由裁量与快速甄别权。
囚徒博弈：释放名单与国内势力的利益拉扯
在执行层面，这部限制性法案直接引爆了委内瑞拉内部各方势力的激烈博弈。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塔雷克·萨博在面对外界施压时，依然坚称该国法律体系内不存在政治犯，强调所有被羁押者皆是触犯刑法的罪犯。
这种官方强硬定调与特赦法案的实质让步，构成了临时政府的政治双簧：一方面在法律定义和国家尊严上拒不松口，防范执政党内部的强硬派反弹；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与华盛顿进行精准的人头交易。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已有近900人获释；然而，长期追踪此事的法律维权组织刑事论坛的统计则显示，自1月8日政权发生实质性更迭以来，仅有约450名政治在押人员获得了自由。这种数据统计口径上的巨大差异，直接反映了双方在释放名单上的持续拉锯。
面对执政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中的超级多数地位，反对派阵营被迫吞下了这一极度残缺的法案。新时代党议员诺拉·布拉乔等人的表态显露出现实政治的极度无奈，他们承认法案并不完美，但为了减轻在押人员的生存困境只能妥协。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的核心盟友，反对派政治人物胡安·巴勃罗·瓜尼帕在被关押八个多月后，其强制措施从监禁被降级为软禁。这一案例极具代表性地展示了政权的微操手腕：通过改变羁押形式对外展示缓和姿态，但始终维持着对关键政治人物的人身与法律控制。
地缘余震：内部撕裂与美委博弈的长期化
法典上的条款变动，并未能掩盖加拉加斯街头持续扩大的社会裂痕。法案中一项关键的排除条款规定，任何被指控与外国实体合作、对委内瑞拉发起武装行动或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人员，绝对无权享受特赦。
这一保留条款，实际上为新政权保留了随时以叛国罪或外部干涉罪对核心反对派进行降维打击的法律武器。刑事论坛副主席贡萨洛·希米奥布对此的批评切中了系统要害，他认为特赦范围的局限性证明了委内瑞拉根深蒂固的政治镇压机器与制度文化并未触动。
现实中的抗议活动是对该法案效力的直接测试。首都加拉加斯第7区警察局外持续进行的绝食抗议，撕破了有限特赦所粉饰的和平表象。在立法机构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承诺的释放期限违约后，以纳尔文·吉尔为代表的在押人员家属进行了长达六天的绝食。
这种底层的抗争表明，在后马杜罗时代，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政府试图通过精算过的司法让步来稳住外部地缘压力，但其对国内矛盾的抚平作用微乎其微。美国的强力干预虽然非法俘虏了马杜罗，但并未彻底摧毁现有的执政党权力网络。这场围绕特赦的立法与释放博弈，仅仅是委内瑞拉新政权与华盛顿之间新一轮漫长政治消耗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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