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张三一家人因为站队5皇子，最终是3皇子上位登基成为皇帝，新皇帝以张家支持过5皇子为理由，将张家一家人满门抄斩。恰好张三出远门办事，躲过一劫。事后张三心里过不去一家人被灭的槛，所以为了报仇改名换姓，进了皇宫当太监。
10多年过去了，正好北方游牧民族大举进攻边境，皇帝和几个成年皇子、大臣商量出兵讨伐异族的事。张三趁此机会带上炸药，直接将皇帝的屋子里的人，一窝子端了。
最后因为皇帝、几位成年皇子、几位重量级大臣死亡，军队没有及时集结，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加上后续皇帝的兄弟争抢皇位，国家在内斗进一步造成损失，最后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在古代社会，张三为了给家人报仇，害死皇帝一家后导致天下大乱，怎么评价张三的行为？
族刑与连坐
李贞德
自从先秦以来，“族刑”与“连坐”就一直是统治者吓阻犯罪和发觉奸逆的手段，尤其是对于谋反叛国之类的“大逆不道”罪，朝廷向来鼓励检举，否则东窗事发的时候，亲属、邻里和同僚等相关人士，将被视为知情不报，而遭到牵连惩治。严格来说，族刑与连坐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处罚方式。族刑只针对家族，也就是诛灭所有家庭成员。连坐则不限于家庭，并且未必诛死，也可能处以流放之刑。战国时代，商鞅担任秦国左庶长时，命令人民互相监控，连坐的种类就包括了全家连坐、邻里连坐和军伍连坐。
由于秦朝到西汉初年，人们主要采用核心家庭的居住模式，“家”和“族”的成员差不多，大概都只包括父母、妻子儿女和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因此，全家连坐的范围，和族刑相去不远，虽然未必都和族刑一样全部处死，但也是一人有罪，逮捕全家，殃及父母、妻儿和兄弟姐妹。
197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县挖掘出一大批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竹简，其中包括了许多和法律相关文书档案。前面曾经提到的男女通奸遭到逮捕、流产验伤报告，以及“非公室告”传统等资料，都出自这批竹简当中。在这些档案中，就有奴隶犯罪，官府连带逮捕他的妻子儿女的例子，即使他的妻子原本是自由人而不是奴婢，他的儿女还幼小得离不开母亲，也不例外。
过去学者认为：西汉初年，法律运作上，一般还是继承秦代的制度，仍旧施行全家连坐的办法。1983年在湖北江陵县的张家山，出土了大量吕后时代的法律文书，也证实了这个看法。族刑连坐之法，一直到汉文帝时，才下令群臣商量修改。汉文帝在母亲生病时，以“衣不解带、亲尝汤药”名列二十四孝，又以同情缇萦救父而废除肉刑的慈悲心怀闻名。他认为连坐的理论基础，在于吓阻人民犯罪，这不是正途；反之，皇帝百官应该教导人民为善，才算是贤明。
不过，虽然在汉文帝统治时，号称修改了族刑连坐的刑法，在他之后的许多谋反大逆案件中，父子相坐受罚的情形，却仍然屡见不鲜。就在汉文帝自己仍在位的时候，一名叫朱建的官吏，为他的主子淮南厉王策划谋杀政敌辟阳侯。事成之后，朱建立刻自杀，并且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祸绝，不及乃身”，似乎想以自杀一了百了，来避免儿子们遭到连坐。在另一个案子中，赵国太子怀疑一名官吏江充对自己不利，想捉拿江充又捉不到，就将他的父亲和兄长逮捕下狱，并且处死。由此看来，对统治者而言，家属连坐是一个容易上手的利器，要完全废除，几乎不可能。即使如此，在汉代，由于家庭伦理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变迁，连坐处分的条文和运用仍然经历了一些修改和演变。
就拿大逆不道罪来说吧。在西汉初年，谋反叛国罪嫌，通常处以“腰斩”，就是从腰部斩断的死刑方式，而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则一律处以弃市。全家遭到诛杀，所以这是一种“族刑”的模式。但是在汉武帝的儿子昭帝继位之后，或许是由于政权比起建国初年已经相对稳定，或许是基于“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宇宙观，谋反大逆案发之时，朝廷的判决，大多只限于本人处死，亲属则减为流放或削爵免官。
例如，昭帝时，权臣霍光当政，昭帝的叔叔燕王和姑姑长公主策划谋杀霍光，夺取政权。谋反事迹败露，燕王和长公主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死，但是他们的子女以及同谋者的父母、兄弟等，这些在汉初都会被砍头弃市的亲属，在这次的判决中，却都只是被从贵族贬为平民。又如，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写给他朋友孙会宗的信中大肆批评朝廷。信件传到皇帝手中，皇帝读了震怒，认为杨恽大逆不道，将他处以腰斩，不过并未处死他的妻子儿女，而是将他们流放到西北的边疆去。
虽然，在西汉晚期，全家诛灭的族刑治罪逐渐转变成连坐的形式，也就是只有本人处死而家属流放，但是，由于东汉以后，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朝廷为了防止有漏网之鱼，家属连坐的范围逐渐扩大。受到牵连处分的，不再限于父母、妻儿和兄弟姐妹，有时也包括“姻亲”以外的家族成员。并且，由于儒生“学而优则仕”的比例越来越高，士人家族和累世公卿重叠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东汉朝廷为了避免师徒朋党互相奥援，便经常祭出“禁锢”的手段。当大臣因为批评皇室而被判处大逆不道罪时，连带也不准他的学生亲友入朝为官。换句话说，连坐的范围，从家人扩大到了师友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家属之中，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都是血亲，受到连坐波及，可以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跑也跑不掉。但夫妻关系，根据传统礼书的说法是“牉合”，也就是原来没有血缘关系，结了婚才成为亲戚。如此看来，夫妻之间连坐的义务，应该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假如双方已经离异，谋反大逆才东窗事发，基于“夫妇名义已绝”的理由，另一方似乎不应受到牵连。汉昭帝时的权臣霍光，将一个女儿嫁给金赏。昭帝驾崩，宣帝即位，霍氏在政治斗争中落败，企图谋反而不成。事迹即将败露的时候，金赏为求自保，上书要求休妻，而宣帝照准。因此当霍光全家，包括他的女儿都被判刑的时候，前女婿金赏却毫发无伤。
——摘自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公主之死》一书。
曹髦之死
沈刚
清除了淮南前线的反对派后，司马昭实际上启动了代魏的程序。曹髦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升相国，建立晋国独立的政治系统。司马昭上表推辞，曹髦继续坚持加封，前后反复进行了多次，这完全是照抄曹操进封魏公、魏王的路径。不同的是，曹操已决定由曹丕完成改朝换代，而司马昭实际上准备自己取而代之。
公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五月，可能不再愿意配合司马昭的政治表演，《三国志.高贵乡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记载，曹髦召集王沈与王经、王野等大臣，声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沈、王业大惊失色，立即飞奔向司马昭报告次日清晨，曹髦挥剑乘上帝辇，带领殿前少数侍卫及僮仆数百人，冲向司马昭大将军府邸。司马昭之弟司马伷、贾充等率上千军士拦截。顾虑到曹髦的皇帝身份，包括司马伷在内的部分军士步步后退。情急之下，贾充动员太子舍人成济上前阻击，成济抽戈刺之，将曹髦杀害于帝辇之下。
秦始皇开创帝制中国以后，臣子弑君事件一共发生过三起。秦二世胡亥在赵高属下的军士逼迫之下，最终选择自杀。梁冀、董卓分别毒杀了汉质帝刘缵和汉少帝刘辩。其中胡亥之死发生在秦末大动荡时期，质帝、少帝遇害，至少表面上仍被伪装成意外，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的弑君行为，发生在忠君思想深入的两汉社会之后，其实尚属首次。这一事件冲击了儒家价值的底线，对于司马昭代魏建晋的进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司马昭个人的责任，《晋书.景帝文帝纪》中记载，司马昭闻讯大惊，声称“天下其谓我何？”考虑到司马昭已事先得知消息，拦截不成即击杀之，完全可能是司马昭、贾充商量过的腹案之一。
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跑去现场哭尸，司马氏集团的重要成员、陈群之子陈泰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仅将直接凶手成济作为替罪羊，夷灭三族，勉强应付维护儒家伦理价值的呼声。同时指使廷尉，把拒绝告密的大臣王经判处夷灭三族，继续显示镇压所有反动派、暴力维护司马氏家族实际统治的决心。
司马昭不得不暂停了代魏的步骤，选立燕王曹宇之子曹璜为帝，燕王为曹操之子，曹璜其实和郭太后平辈。这一次郭太后不再坚持，曹璜改名曹奂后即帝位，是为魏元帝。司马昭继续拒绝了魏元帝对他的晋公、相国等加封。
根据司马昭的意愿，郭太后诏令废黜曹髦皇帝之位，列举他种种不实的罪状，之后以王礼葬之。如果曹髦更富有谋略，采取北周武帝击杀权臣宇文护、清代康熙帝智擒权臣鳌拜的突袭方式，未必没有夺回政权的可能。曹髦以这种惨烈得近乎自杀的方式出击，实际上逼迫司马昭以弑君回击。一方面魏晋社会是坚持价值正确还是服从政治正确的死结更为加剧，另一方面，司马氏家族代魏是避免自身族灭的唯一途径。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晋朝的死结》沈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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