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失业率冲到25%，也就是四个人一个没工作，别幻想“忍忍就过去”。
历史告诉你，经济先塌，社会秩序跟着松，政治极端主义就会趁虚而入。
1929年大萧条，表面是资本市场崩盘，实质是社会“病灶”集中爆发。
最危险的不是跌幅，而是有人把病当成小感冒，最后拖成全身感染，国家层面一旦误诊，代价不是钱，是国运。
英国也差不多，德国更糟，工会成员中五分之二以上失业，还有五分之一只能做非全日制。
这些数字有个关键背景，它们来自当时的民主国家体系，数据相对可靠，不太存在随意涂改，也正因为现实太硬，才把“社会情绪”直接推向了政治极化。
德国给出的“药方”，就是让希特勒这种极端人物上台。
这是饮鸩止渴，短期给了秩序感和情绪出口，长期把国家推成国际社会的异类，最后变成二战诱因之一，人民付出惨痛代价，国家也走向分裂与国土收缩。
这就是大萧条最阴冷的启示，经济崩坏不是终点，错误的政治选择才是深渊的入口。
失业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它是社会稳定的血压计，一旦爆表，会把一切都推倒重来。
再看美国社会的现场细节，几乎都是“反人类”的荒诞，大量人失业、贫困、甚至自杀。
很多妇女去城市大超市的垃圾桶里找残羹剩饭，苹果烂在果园里，因为价格低到不够支付采摘成本，但同时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吃不起苹果。
最冲击的一幕是农场主把牛奶倒掉，而大量美国人喝不起牛奶。供给明明在那里，却故意销毁，因为市场价格体系告诉资本方“卖了更亏”，这就是危机里最荒诞的逻辑。
所以大萧条到底怎么发生的？
这里有几个理论视角，一个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强调资本积累不平衡导致周期性危机。
另一个在美国更主流的是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通过政府扩大支出、基建投资来创造就业。
还有一个就是不均衡理论，它的逻辑非常粗暴，也非常有效。工业化和科技进步让社会生产了太多产品，但消费者收入太少，买不起，于是产能变成负担，库存变成灾难。
1920年到1929年，美国工人每小时工资只涨了2%，但工厂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生产飞奔，工资原地踏步，结果就是购买力严重不足。
这还没完，美国总人口中占五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因为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等原因，收入也在缩水。于是社会多数人同时在“变穷”，需求端被掐死，危机不来才怪。
所以“不均衡理论”给出的药方也很直接，政府必须给消费者发钱，发真金白银，重新分配消费力。
通过国家力量做一次财富的二次分配，让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更有保障。
很多人听到“发钱”，第一反应是道德审判，懒人养成了怎么办，财政扛得住吗，市场会不会被扭曲？
当消费力塌了，企业卖不出去，失业更高，财政更差，这是连锁反应。
大萧条后的一个大转向，就是很多国家开始推行福利国家政策，降低贫困，让国民生活更有保障，强调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安。
北欧甚至出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覆盖保障，这背后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选择。
当然这也引发了意识形态争论，罗斯福新政被批评“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有人说在学苏联。
但1928年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大萧条爆发，华尔街资本家把机器和生产线向苏联输出，苏联为了工业化大采购，代价是“疯狂压榨农民、掠夺粮食”。
结果导致1932到1933年的大饥荒，主要集中在乌克兰，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
罗斯福和苏联根本不是一回事，罗斯福不可能、也做不到为了目标去饿死本国农民。
相反美国对农业给了大量补贴，更重要的是美国福利是自下而上，优先覆盖底层人口，这点与苏联那种自上而下先保障干部形成鲜明对比。
福利不是一句口号，它考验的是财政能力、制度设计、执行透明度，以及能否真正向最需要的人倾斜。
大萧条把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规律敲在了全世界头上，多数人生活没保障、缺乏消费力，经济一定好不了，多数人有保障、有尊严、有消费力，经济也差不到哪去。
这也是站在中国视角最想强调的地方，我们讨论“发钱”或者“扩张性政策”，不要陷入情绪化口水战，而要看它是否能修复需求链条、稳定预期、托住底层风险。
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暂时困难，而是信心被击穿后形成长期的内卷与对立。
福利的意义，很多时候就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能把你从悬崖边拉回来一步。
回到开头那句“给穷人发钱”，在大萧条的语境里，这不是讨好谁，也不是搞慈善，而是一种对冲崩盘风险的政策工具。
真正的难点从来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发、发给谁、发多少、怎么可持续”。
如果把国家治理比作治病，那大萧条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个万能药方，而是两条底线。
第一，别误诊，别让经济焦虑被政治极端绑架；第二，别把多数人的生活保障当成可有可无，消费力不是奢侈品，它是经济循环的发动机。
这盘棋，谁把“人”放在最后，谁就会在历史里付出最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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