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朴秀美，二十五岁，来沈阳那年，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离开朝鲜。
在她们那个小城，能被选中出国打工，是比考上金日成综合大学还荣耀的事。选拔的时候，两百多人只挑六个。出身要清白，三代不能有问题。长相要端正，最好会唱歌跳舞。秀美被选上的那天，她妈跪在灶台前哭了整整一下午，她爸把家里仅有的那只鸡杀了，请全村人喝了顿鸡汤。
临走那天，她妈把攒了三年的鸡蛋全煮了，一个一个塞进她的包袱里。一共二十七个，数了三遍。她爸站在门口，抽着旱烟，一句话也不说。秀美背着包袱往外走，走了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爸还是那个姿势，站在门槛上，烟雾遮住了他的脸。只有那只手，举在半空中，朝她挥了一下。
就一下。
火车开动的时候，秀美贴着窗户，看着家乡慢慢变小，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她不知道的是，这一眼，看的是一辈子。
火车开了很久很久。经过平壤的时候，车厢里一阵骚动。秀美趴在窗户上，使劲往外看。千里马大街，主体思想塔，她从小在电视里看过无数遍的地方。她的心砰砰跳，眼眶有点热。她想，这就是平壤啊，全世界最好的城市。
火车没有停，一直往北开。
秀美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厢里忽然安静了。她抬起头，发现所有人都趴在窗户上，没有人说话。
窗外，变了。
那是什么？
那些楼，一栋挨着一栋，几十层高，望不到头。那些楼的颜色，不是她见过的灰和白，是红的、黄的、蓝的，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江边的公路上，密密麻麻的小汽车，红的白的黑的，像蚂蚁搬家一样，一辆接一辆，没有尽头。她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车。她们整个城市加起来，都没有刚才那一眼看见的多。
秀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旁边一个年纪大点的姐姐，忽然捂住了脸。秀美看见她的肩膀在抖，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没有人问。
沈阳到了。
从火车站出来，秀美以为自己走进了电视里。不对，电视里也没这么好看。
来接她们的大巴车穿过市区，秀美一直贴在窗户上，眼睛不够用。街宽得吓人，两边全是商店。不是那种柜台后面空荡荡的商店，是玻璃橱窗里塞满了东西，红红绿绿，她叫不出名字。路上的女人穿着漂亮的衣服，踩着高跟鞋，走得很快。手里都拿着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一边走一边看。
后来她才知道，那叫智能手机。
在朝鲜，手机是稀罕物。只有特殊岗位的人才有资格配发，平时要锁在柜子里，下班交回去。可在这里，她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拿着手机看动画片。小女孩的妈妈在旁边买奶茶，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宝贝，再看五分钟就不看了啊。”
秀美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那小女孩抬起头，看见秀美盯着她，大方地把手机递过来：“阿姨，你要看吗？这个是苏菲亚公主，可好看了！”
秀美愣了一下，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接过那部手机。指尖摸着光滑的屏幕，她忽然想起出国前，邻居家十岁的男孩眼巴巴望着她的旧式手机，说：“秀美姐姐，让我摸一下好不好？就一下。老师说这个是高科技，我还没见过真的。”
她把手机还给小女孩，站起身，笑了笑。
那个笑容，小女孩看不懂。
工厂的宿舍比她想的好太多。雪白的墙，崭新的被子，独立的卫生间，还有抽水马桶。秀美站在马桶前面，不敢用。她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又缩回来。她怕弄坏。
食堂里，大米饭、白面馒头整整齐齐摆着，想盛多少就盛多少。菜是热的，油汪汪的，跟家里过年时吃的一样好。不，比过年好多了。
秀美端着盘子，手在抖。她想起阿妈，想起阿妈每年过年时才能买到一点点肉，切成薄薄的片，每人只能分到两三片。想起阿妈永远最后一个上桌，吃的都是大家剩下的。想起阿妈说，妈不爱吃肉，你们吃。
她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
眼泪掉进碗里，她假装没看见。
日子一天天过去，秀美学了很多东西。
她学会了用手机。不是她自己的——她们没有手机。是同事借给她玩一会儿的。她学会了发微信，学会了看视频。有一次，她看见视频里一个中国女人对着老公发脾气，老公笑嘻嘻地给她倒水、捶背，还问“老婆大人消消气，晚上想吃什么”。
秀美看完了，愣了很久。
她把手机还给同事，问：“你们中国男人，都这样吗？”
同事说：“也不是都这样，但大部分吧，疼老婆。怎么了？”
秀美摇摇头，没说话。
她想起朝鲜的男人。想起她爸，想起她叔叔，想起邻居家那个打了老婆还理直气壮的叔叔。在朝鲜，男人是天，男人说的话不能顶嘴。男人不干家务，那是女人的事。男人打老婆，那是老婆不听话。
她想起她妈。想起她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做饭，晚上十一点还在洗衣服。想起她妈从来不敢大声说话，从来不敢跟她爸顶嘴。想起她妈那双粗糙的手，一年四季泡在凉水里，冻得开裂了，贴块胶布继续洗。
秀美忽然想问一句：那叫男人样子吗？
可她没问。
那一年冬天，秀美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发烧。三十八度五，头昏昏沉沉的，浑身发冷。她没请假，怕扣工资。咬着牙上了两天班，第三天实在撑不住了，被同事拉去医院。
医院里，医生给她量了体温，开了药。同事帮她交了钱，一共一百二十三块。
秀美看着那张缴费单，眼眶红了。
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在朝鲜，一百二十三块钱，够她妈吃三个月。而在这里，只够看一次感冒。
她想起在朝鲜的时候，生病了怎么办？扛。扛不过去再说。她这辈子，吃过的药数都数得过来。她弟弟五岁那年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烧坏了脑子。现在二十岁了，说话还不利索。她妈每次提起，就说：要是当时有药，就好了。
秀美拿着那盒药，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哭了很久。
哭完了，把药装进口袋，回去上班。
那个冬天，秀美第一次喝到了奶茶。
是一个中国同事请她的。那天休息日，同事带她出去逛街，走到一家奶茶店门口，问她喝不喝。秀美不知道那是什么，摇摇头。同事没理她，直接买了两杯，塞给她一杯。
“尝尝，热的，可好喝了。”
秀美捧着那杯奶茶，热乎乎的，从手心一直暖到心里。她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甜的，香的，滑滑的，从嘴里一直暖到胃里。
她站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喝，舍不得喝完。
同事在旁边问她：“好喝吗？”
秀美点点头，没说话。她怕一开口，声音会抖。
那天回去的路上，秀美问同事：“这奶茶，多少钱一杯？”
同事说：“十几块吧，看你要什么料。”
秀美算了算，十几块，够她妈吃三天。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喝过奶茶。
三年，过得很快。
最后一个月，秀美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软软的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想很多很多事。
想阿妈。想阿爸。想那个说话不利索的弟弟。想那个没见过手机的小男孩。想那杯没舍得喝完的奶茶。想那个边看手机边等妈妈买奶茶的小女孩。
想沈阳的街道，想沈阳的灯，想沈阳那些她这辈子再也不会看见的东西。
走之前那个晚上，秀美一个人去了趟浑河边。
不是丹东那条江，是沈阳的河。她知道不一样，可她就是想看看水。
河水静静地流，两岸灯火璀璨。秀美站在河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同事帮她拍的。背景是西塔那条街，她穿着工作服，笑得有点紧张。
照片背面，她用朝鲜文写了一行字：
“我来过这里。这里，真好。”
她看了很久，把照片重新夹好，放回口袋。
旁边的长椅上，坐着一对情侣。女孩靠在男孩肩膀上，男孩给她剥栗子，一颗一颗往她嘴里送。女孩撒娇说“太多了太多了”，男孩笑着说“多吃点，你太瘦了”。
秀美看了一眼，转过头。
河水哗哗地流，带走了很多东西。
第二天，火车开了。
秀美贴在窗户上，看着沈阳慢慢变小，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旁边有人问：“秀美，你哭什么？”
她擦了擦眼睛，说：“没什么，风大。”
火车穿过鸭绿江大桥，又回到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
秀美靠在窗户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阿妈的手，一会儿是那杯奶茶，一会儿是那个剥栗子的男孩。她想起一句话，是同事有一次跟她说的：
“人啊，最怕的不是没吃过苦，是吃过甜的之后，再回去吃苦。”
她睁开眼，窗外已经是朝鲜的山了。
灰的，秃的，和她离开时一模一样。
秀美忽然想起刚来沈阳那天，她在火车上看见那些高楼，整个人都傻了。那时候她不知道，那一眼，会把她的后半辈子都搭进去。
现在她知道了。
可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有些东西，看见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是回不去那个地方，是回不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自己。
后来，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秀美的微信头像再也没亮过，发的消息石沉大海。我知道，这是规矩。在国外待过的人，回去之后，很多东西都不能再提。那三年的记忆，要像没发生过一样，干干净净地忘掉。
可我想，真的能忘掉吗？
忘掉那杯奶茶的温度？忘掉那个剥栗子的男孩？忘掉那个拿着手机等妈妈买奶茶的小女孩？忘掉医院里那盒一百二十三块钱的药？忘掉自己站在街头，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时的样子？
忘不掉的。
那些东西，会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平时不疼，可一到夜里，一到冬天，一到下雨，就会隐隐地疼一下。
疼一下，提醒她：你见过另一种活法。
疼一下，提醒她：你回不去了。
鸭绿江水还在流，西塔的霓虹灯还在闪。新的朝鲜姑娘一批批来，穿起长裙，学会微笑，学会倒酒，学会说“欢迎光临”。
她们会攒很多钱。她们会看见很多东西。她们会喝到奶茶，会用上手机，会站在沈阳的街头，傻傻地看着这个她们从未见过的世界。
然后，她们会回去。
回去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回去那个什么都想不起来的地方。
可那些东西，已经留在她们心里了。
那些东西，就是她们这辈子，最值钱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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