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托尼（Bastoni）近日因在国米对阵尤文的比赛中做出非体育道德行为，成为争议焦点。卡卢卢（Kalulu）对他的轻微触碰——更准确地说是轻轻一碰——之后，他便佯装摔倒，随后的庆祝动作也缺乏体育精神。这张第二张黄牌让这位尤文后卫付出了沉重代价，萨维亚诺（Saviano）、部分政客以及马洛塔（Marotta）本人的言论更是让场外也掀起了唇枪舌剑。然而，若翻开国米的转会档案便会发现，当初引进他的交易如今看来产生了可观的账面收益；结合涉及的球员和转会价格，尤其是在尤文遭遇处罚、那不勒斯因奥斯梅恩（Osimhen）案接受调查的背景下，这一收益更引人深思。

2017年，国米决定全力引进巴斯托尼。当时这位年轻后卫仅为亚特兰大在 Serie A 出场3次。这笔交易的总估值达3110万欧元，对于1999年出生、尚待发掘的球员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具有远见的选择，是对意大利潜力新星的投资。但实际上，这笔交易发生在国米财务状况敏感的时期。那几年，国米受限于与欧足联（UEFA）签署的《和解协议》（Settlement Agreement），需达成严格的财务平衡目标。截至2018年6月30日，俱乐部必须实现至少4500万欧元的账面收益，否则将面临欧战名单限制、转会市场禁令乃至欧战赛事禁赛等处罚。在这一背景下，每笔转会交易都兼具竞技和战略财务双重意义。引进巴斯托尼的同时，国米向亚特兰大出售了多名球员，从而获得了可观的即时账面收益。在官方财务报表中，这笔交易合规且符合现行规定。2019年5月，在达成约定目标后，欧足联正式确认国米脱离财务监管体系。但围绕市场估值与账面记录价值是否真正一致的争议始终存在。

为平衡引进巴斯托尼的投入，亚特兰大从国米青训营签下了三名年轻球员：法比奥·埃圭尔菲（Fabio Eguelfi）、达维德·贝泰拉（Davide Bettella）和马尔科·卡拉罗（Marco Carraro）。2017年，埃圭尔菲以600万欧元转会，为国米带来480万欧元账面收益；次年，贝泰拉以700万欧元转会，产生694.9万欧元账面收益；同样在2018年，卡拉罗以500万欧元转会，带来445.5万欧元账面收益。通过这三笔交易，国米共获得约1800万欧元账面收益，这在欧足联要求的财务恢复进程中意义重大。但从竞技角度看，这三名球员的职业生涯发展远未达到当时的估值水平：埃圭尔菲如今在地区联赛的利索尼（Lissone）效力，远离顶级足球；贝泰拉在意乙佩斯卡拉（Pescara）踢球；卡拉罗则在意丙维琴察（Vicenza）效力。他们目前的市场估值远低于当初与亚特兰大交易时的定价。这种差距引发了对初始定价合理性以及这些转会是否以财务操作为主目的的质疑。

那不勒斯引进维克托·奥斯梅恩（Victor Osimhen）的交易在运作逻辑上与之类似。2020年，那不勒斯从里尔签下这位前锋时，将帕尔米耶里（Palmieri）、曼齐（Manzi）、利古奥里（Liguori）和卡内齐斯（Karnezis）四名球员作为技术交换筹码。当时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些被出售球员的估值高于其实际市场价值。这一事件引起了意大利足协（FIGC）和体育司法机构的关注，引发调查和激烈的媒体讨论。人们常将其与其他转会交易类比，尤其是在账面收益和缺乏客观估值标准的问题上。不过，与其他调查不同，过去的部分交易并未导致纪律处分。不同案例的对比凸显出评判标准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账面收益是合法的财务管理工具；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独立的球员价值评估体系，战略交易与财务操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极其模糊，而正是在这一灰色地带，争议与质疑不断滋生。

尤文因“棱镜调查”（Prisma）受到联赛排名处罚，尤其是下赛季欧战资格被剥夺，更引人深思。科维索克（Covisoc）认为，该处罚基于对部分球员的可疑估值以及尤文的相关交易（此外还有奥斯梅恩案，更不用说其他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俱乐部的交易）。经过多轮司法程序后，尤文管理层也被禁赛，事件才告一段落。但核心问题在于，对其他涉事俱乐部的评判标准似乎存在差异，结合巴斯托尼交易的背景来看，这种差异更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