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二十八，湖南邵东一个叫李伟的小伙子，拎着两箱橙子和一袋桂圆，坐了六小时绿皮火车回老家。他没告诉村里人自己在深圳坂田做电子厂质检员，只说“在那边做点事”。可刚进村口，三婶就迎上来：“哎哟，伟伢子回来啦？在深圳当保安还蛮辛苦吧？”——语气轻得像掸灰，连停顿都懒得给。
他没解释。转身掏出手机，翻出今年春节的红包支出明细：伯伯家800，大伯家900，小叔家1100，四个舅舅各500，光这五家就占了3800；另加堂哥家200、表姐家200、村支书家压岁钱200……零零总总，4800块没了。微信零钱余额从12643刷到7839，像被抽走了半口气。
更微妙的是回礼。侄子递来一个皱巴巴的红包，拆开是15块；外甥女塞过来一张十元纸币，还带着体温；最小的堂侄才五岁，攥着两枚硬币追着他跑：“舅舅，给你！妈妈说要还！”——加起来，三十八块。
这事被广州一位做广式茶点的博主转了条微博，配图是他自己发的红包截图：八家亲戚，每家20元，总共160块。底下评论直接裂开。江西赣州的网友说：“我们那边去年有个群规，发红包超200要发红包说明原因。”湖南衡阳的回帖更直白：“你敢包100，明年表哥家孩子婚礼份子钱就涨到1200。”
红包早不是红纸包钱那么简单。在赣南、湘中一带，它成了一套暗语系统：100是“刚站稳”，200是“混得还行”，500是“家里买房了”，800以上——恭喜你，已经自动进入族谱修订会观察名单。前年赣州章贡区发过倡议书，倡导“压岁钱不超50元”，结果村里小学门口小卖部老板笑出声：“谁家真照办？我家儿子收了六个红包，最大那个是隔壁王会计给的300，纸都印着‘龙年大吉’，我都不敢拆。”
广东这边倒挺松快。佛山南海一位退休教师说：“我孙子初一早上收了23个红包，最小5块，最大100，全塞进一个旧布包里。”她孙子边数边嘀咕：“阿婆，怎么舅公和捡垃圾的阿伯发的一样多？”——没人答得上来。可要是哪天你只包10块，亲戚未必骂你，但下回饭局上，你妈端菜的手会明显慢半拍。
李伟今年没再更新社交平台。他妈妈在电话里叹气：“明年少走两家吧，东头老屋塌了，西边祠堂修路，你爸说不去也说得过去。”挂了电话，他翻出去年的聊天记录：表弟问，“哥，你深圳一月挣多少？”他回了个“还行”。对方秒回：“那红包给五百够吗？我闺女说她同学爸给了一千。”他盯着屏幕看了三分钟，删掉所有字，只发了个笑脸。那笑，嘴角上扬，眼尾没动。
村口那棵老樟树还在。风一吹，叶子沙沙响，像在数谁家今年少发了一个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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