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三大电影节，约采访、约见面，最让我们头痛却也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你那边几点？”时差确证了世界之大，差异难免，在当下，它日渐承载起更多隐喻，文化之间、个体之间，都存在时差，时差平等地约束着所有人。而“你那边几点？”就像一句暗号，在翻山越海的时区间，在错落的立场光谱之上，无论你在哪边，试图找一个汇合点。
电影院应当仍是一个汇合点。在接受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荣誉金熊奖时，杨紫琼说，“在一个如此容易与彼此分裂的世界里，坐在影院的黑暗中，分享同一个故事，在彼此身旁笑和流泪，这便是我们记忆深处，身为人类的体验。”
柏林时间20日晚，北京时间21日凌晨，柏林电影节将举办泰迪奖（Teddy Award）颁奖典礼。在奖项揭晓前，我们邀请酷儿影评人梵一写了写这个属于酷儿电影的奖项。这是NOWNESS柏林电影节系列报道「你那边几点？」的第一篇。
泰迪奖奖杯
听到评委会主席维姆·文德斯说“艺术应该远离政治”那一刻，就隐隐感到这届柏林电影节难以善了。果然，远在印度的布克奖获奖作家阿兰达蒂·洛伊表达反对，宣布退出展映活动；包括蒂尔达·斯文顿、南·戈尔丁在内的81名电影人签署公开信，呼吁柏林电影节不再在巴以议题上对艺术家进行审查。这几天，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几乎是每个嘉宾都要面对的提问。伊桑·霍克等人回避性的回答，引发了批评的声浪。柏林的混乱令人难过。
这个以先锋和政治色彩著称的电影节，曾汇聚了风格多样的酷儿叙事，托举出了最重要的酷儿电影奖——泰迪奖。今年，泰迪奖迎来40周年，把特别奖颁给《燃烧的女子肖像》导演瑟琳·席安玛。华语电影亦未缺席，《叔·叔》《从今以后》导演杨曜恺担任评委，李蔚然的纪录片《东山飘雨西山晴》入围。
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获本届泰迪熊特别奖
在宏大的争议和失落里，梳理泰迪奖的历史和当下，给了我些许情感的抚慰，我也记下了酷儿导演马库斯·施莱泽在《罗斯》发布会上说的话：“成为酷儿，承认我们本来各自独特，这应当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是我所理解的自由。”
泰迪奖的颁奖典礼，会让我想到萨勒曼·图尔的绘画，一个夜晚的公园，灯火照亮一隅，酷儿们柔和的身体和葱茏的树影交织在一起，暗处似乎潜伏着危险，亮处是可以触摸的平和日常。这里，有密集的笑声、爱和拥抱，没有尖锐的声音，没有宏大的表演。
画家萨勒曼·图尔为《乐土》设计的电影海报
请你想象自己生活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柏林，和同伴相聚在名叫酷儿咖啡馆的房间，你们讨论着新成立的同志博物馆、酷儿杂志发表的文章、新上映的电影《卡拉瓦乔》。你的眉间有微小的愉悦，而街上洋溢着振奋和痛苦，美丽与血泪交织的气氛——房间外，两片愁云在低空盘桓：一片是战争的威胁，身处冷战前线，你一度依赖空运物资和广播新闻生活；另一片是艾滋的迫近，像南·戈尔丁一样，你眼见七十年代性解放思潮吹起的泡沫，被朋友去世的消息刺破。导演德里克·贾曼不幸感染了。你和同伴觉得，是时候做些什么。
泰迪奖创始人Manfred Salzgeber（左）、Wieland Speck（右），1987
1985年，在柏林一间名为Prinz Eisenherz的书店举办的“夜间咖啡馆”活动上，电影人Manfred Salzgeber、日后成为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负责人的Wieland Speck及朋友们提出建立一个同志电影奖的构想。1987年，作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中的首个酷儿电影奖，泰迪奖（Teddy Award）在柏林电影节诞生。
如今，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都有各自的酷儿电影奖。这几年，受益于戛纳电影节的声誉，每年的酷儿棕榈都会汇聚最重要的酷儿电影。在戛纳，我看到是枝裕和导演的《怪物》获得酷儿棕榈奖，萨勒曼·图尔为巴基斯坦电影《乐土》绘制的海报让他成为我最爱的当代画家。不过，去了戛纳十年，我没有参与任何酷儿棕榈的活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边界分明的封闭社区，需要邀请信和钥匙才有资格进入。
上：佩德罗·阿莫多瓦是第一位获得泰迪奖最佳长片的导演，1987
下：Tilda Swinton曾两度捧泰迪奖，2008
在威尼斯，我参与了2016年酷儿狮颁奖酒会，时隔十年，记忆犹新。威尼斯电影节所在的利多岛十分狭长，我和朋友穿过了漫长的夜路，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见到它令人失望的样子，没有什么气氛，更像是男同志的社交聚会，当地的中年人闻讯而来，在人群里寻找猎物。我感到不适。这座水城塞满了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似乎再也无法给酷儿文化提供栖居之所，只剩下托马斯·曼的半缕哀叹。
相比酷儿狮，泰迪奖更像一个属于酷儿电影人的盛会，文化气息浓郁，活动安排也比酷儿棕榈更加开放——在“融入城市办展”的理念下，柏林电影节的市民参与度在三个电影节里最高，大部分影片会面向公众售票，泰迪奖的颁奖礼和舞会也对外开放座席。
上：托德·海因斯和他的第一座泰迪奖，1991
下：托德·海因斯和他的第二座泰迪奖，2025
2019年是我距离泰迪奖最近的一次，那年，国产同性题材电影《再见 南屏晚钟》获得评审团大奖。然而，在《一秒钟》撤片、《风雨云》首映和《地久天长》获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的一众热点里，这个消息实在太不起眼。酷儿电影在电影节里常常处于边缘地位，泰迪奖、酷儿狮和酷儿棕榈，虽是独立评选，却需要依附于官方的选片，作品散落在不同单元，也缺少系统的策展领絜。令我更沮丧的是，我自己也在做着边缘化它们的行动。那年，因为工作，我拒绝了朋友参加泰迪奖舞会的邀约。
在朋友口中，柏林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同志社区、主题书店、大大小小的酒吧，还有火辣的肌肉表演、暧昧的三温暖和似乎从不停歇的运动制服派对。与之共存于同一时空的，还有世界最早的同志权利保护组织和最早的研究机构，有数不清的酷儿艺术、报刊。
泰迪奖现场，2025
很多人不喜欢柏林的肃穆，它身上确实布满了创伤，但柏林人没有把创伤抹去，或束之高阁成其为馆藏。战争的残墟被重新修缮，街上新旧相间的房子随处可见，柏林墙是串联日常生活的血管；曾作为跨越东西德边境逃亡载具的热气球飘在半空，一盏希特勒侧脸轮廓的路灯，在二月清冷的夜里显得十分惊悚。历史的遗迹、当下的生活和精神的象征，城市的三重空间触目可见。
这里，思想与欲望缠绕，既阴郁又洒脱。很难想象泰迪奖不属于柏林，或者柏林没有泰迪奖。它被完全嵌入到柏林的三重空间里——银幕是象征，故事是当下，影像组成了历史图景，展示同志运动和酷儿文化留给柏林的遗产。
上：泰迪奖的起源地，Prinz Eisenherz书店
下：柏林的同志运动纪念碑
酷儿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长期空白，我也没有对酷儿电影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和把握。拿到这个选题，自觉对泰迪奖知之甚少，心里十分忐忑。
做功课的过程中，我依稀想起，在学校的视觉文化课上，通过《我是你的镜子》第一次知道了南·戈尔丁的名字。我也发现自己看过大部分泰迪奖最佳电影，有几部还是个人的影史挚爱。零散的记忆被一点一点拾起，原来我对泰迪奖的认识比印象里要多很多，它很早就在填充我的生命经验了，只是并非以“泰迪奖”的名义出现。这次写作，也变成一次关于自我的挖掘，一次胶片的重新出柜。
上：《英格兰末日》，1987
下：《干柴烈火》，2000
在最佳电影的选择上，泰迪奖的口味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作品，对我来说有不同的意义。从设立之初到千禧年前后，泰迪奖试图选择更作者化的电影，从首届颁给阿莫多瓦的《欲望法则》开始，到后来德里克·贾曼的《英格兰末日》、托德·海因斯的《毒药》、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弗朗索瓦·欧容的《干柴烈火》。这些先锋让我看见人类情欲的多样，让我于不再那么逼仄的空间中寻找“我是谁”。
直到此时，想起《欲望法则》男主角身穿白内裤躺倒的一幕，我的心里仍会泛起无端悲情。美少年之死，在欧洲文化里积累了丰厚的悲剧性，池上英洋和川口清香合著的《美少年美术史》中写：“少年的美貌好比昙花一现，除了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褪色外，只要发生性行为，迈向成人一步，也会转瞬即逝。美少年的死有其必然。”阿莫多瓦的电影，是我欣赏男性身体美的起点。
上：《毒药》，1991
下：《魂断威尼斯》，1971
其后的十五年中，泰迪奖的最佳电影常有着浪漫、感伤的叙事，渗入到关系和日常的肌理之中，描绘“我和你”。在《孩子们都很好》中，女同家庭有着和普通家庭一样的悲喜，《点亮灯光》呈现的男同伴侣的生活跟异性恋没有差别，还有《之名》中欧洲神父的禁忌之爱、《爱·简单》中巴西校园里的初恋，都是讲两个灵魂对彼此的渴望，禁忌的存在给情感增添了撕扯的张力。
在这十几年里，银幕之外，网络和论坛兴起，我可以同步看到最新的酷儿电影。国内的同志文化与世界发生共振，也有着相似的浪漫、感伤氛围。朋友间反复谈论《蓝色大门》《断背山》，观看《类似爱情》MV，在BE的网文里寻找共鸣，一个名叫“男孩别哭”的BBS上，写满了同代人祭奠爱情和青春的文字。酷儿电影和流行文化交织，促使我的爱情观长出自己的形状。
上：《普通女人》，2017
下：《普通女人》主演Daniela Vega出任本届泰迪奖评审
来到最近十年，泰迪奖喜欢选择那些探索性别身份、搭建酷儿文化社区的最佳电影，描绘“我和世界”的共生关系。不同国家、族群的酷儿故事越来越多，比如《黑白之间是彩色世界》来自尼日利亚，《普通女人》让女同和跨性别者也有了更多成熟、新颖的银幕叙事。从《涂样人生》中，电影里的夜店、酒吧、舞厅延伸到眼前的日常生活，荧光霓虹成为一种被追捧的美学风格。
历数泰迪奖的40年，最让我感到陌生而惊喜的，是最佳纪录片的获奖作品。1988年，在最佳影片、最佳短片两个奖项之外，泰迪奖增设最佳纪录片奖，迎来一系列酷儿文化史上的重要作品，构成一部近乎完善的同志运动影像史。
上：《巴黎在燃烧》，1990
下：《走出枪口》，1994
其中有如聚焦男高音歌手克劳斯·诺米的《情迷高音王》、黑人跨性别女性流行艺人Linn da Quebrada编剧并出演的《红木皇后》这样的名人传记，也有很多口述影像——在《走出枪口》中，华人导演曾奕田为二战同志士兵留下了回忆录，《活着为了证明》中关于纳粹逮捕同志的口述资料，在影片上映后，促成了德国政府对同志的正式道歉。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同志运动和酷儿文化的影像，包括纪录纽约八十年代酷儿生活实践的《巴黎在燃烧》，回溯乌干达修改同志死刑法运动过程的《苦楚我名》等等。
就这样，泰迪奖和它的电影片单，像一条看不见的柏林墙遗址线，悄悄藏匿在了时光的深处。
写到这里，我还没准备好谈论女性酷儿电影和华语酷儿电影。作为男性观众，我内心有一种谨慎——大约是在2018年之后，电影文化急速进入MeToo语境，这是我开始关注性别议题的时间起点，而在那之前，由于缺少学习，我对电影的判断常常显得过于草率。
酷儿电影、华语电影、女性叙事，三者在电影节和主流世界中同属于少数，将其中任意两个进行组合——女性酷儿电影、华语酷儿电影——都构成了多重边缘的交叉。在酷儿电影中，女性叙事相对较少，直到第八届，泰迪奖才首次把最佳电影的荣誉颁给《钓鱼去》这部以女同志为主角的作品。而它对华语电影还算慷慨，《愈快乐愈堕落》《刺青》《从今以后》获最佳电影，《日常对话》获最佳纪录片，《再见 南屏晚钟》《日子》获评审团大奖。神奇的是，被泰迪奖认可的华语电影，大多来自女性的生命经验。
上：《愈快乐愈堕落》，1994
下：《日子》，2020
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是第一部获得泰迪奖的华语作品。片中，两个不同年龄的男同志，对同一位已婚直男产生欲望。导演试图描写男性情欲的流动性，但这个故事更让我共情的是邱淑贞饰演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在关系中无辜落入圈套的女性受害者。直到二十年后的泰迪奖银幕上，华语电影的同妻视角，才被导演相梓的《再见 南屏晚钟》补上，这部来自大陆的电影，有高度舞台化的艺术风格和出色的人物塑造。
台湾电影《刺青》营造的浪漫、感伤及意识流的视听手段，即使放在今天也颇有实验性，但15年前的我给了它差评。导演周美玲说，“我希望观众可以通过这部通俗、易懂的电影，共同经验一场美丽、紧张、震撼、感动的旅程，同情、理解、认同这些角色，从中找到自己脆弱的影子。”彼时，我没有体会到这样的旅程，反而对角色阿东画满刺青的身体和断臂念念不忘。直到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刺青》或许不是一部艺术上的好作品，却是很多长发姬佬的启蒙之作。
《刺青》，2007
华语酷儿电影有自己的创作共性。在叙事上，创作者偏爱讲述《喜宴》式的家庭伦理关系、《春风沉醉的夜晚》式的情欲奇观，还有《霸王别姬》这样的孤品，在时代洪流里展现人的情感厚度。在视觉上，作品常常借表演赘述关系，却鲜少展现性和身体。在立意上，创作者也更多在讲人如何适应环境，而不是如何改变环境。在《日常对话》和《从今以后》两部女性视角的酷儿电影里，我看到了这种共性的存在，但它们又不失锋利地进行了更多一层的探索。
获得泰迪奖最佳纪录片的《日常对话》，呈现了导演黄惠侦的母亲作为一名同志的晚年状态，她和母亲谈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性侵。对于这个细节，导演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说，“我妈当年对这件事的反应，跟社会观念和阶层密不可分。华人社会有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发生这样有违人伦的事，很多女性会选择藏丑。更重要的是，她没有资源，没有其他方法，即便确凿地知道性侵存在，她又能做什么呢？”母亲的处境，既是酷儿的困境，也是女性的困境。
上：《再见 南屏晚钟》，2019
下：《日常对话》，2016
《从今以后》是剧情片，却采用了去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更理性地聚焦于制度。同志的失权往往是隐形的，到了具体情境里才会显形。片中，女主角办理遗产继承时，才发现自己被制度排除在外。这是导演杨曜恺的创作初衷，“香港的环境越来越开放，人们更能接受长期的同志关系，但这说的是公众。到目前为止，制度本身没有积极主动为LGBT群体做出任何改变。”
无论是《日常对话》把酷儿身份和女性主义汇流，还是《从今以后》对制度的直接质问，都建立起了新的跨越二元对话的可能，是泰迪奖在当下最鼓励的表达方向。今年，泰迪奖把40周年特别奖授予长期关注女性处境的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也是一个侧面证明。我认为，在当下的华语影像里，女性的酷儿叙事虽被施以去性化的情感责任和道德，但似乎比男性的酷儿叙事走出了更远一步。
上：《叔·叔》，2019
下：《从今以后》，2024
在推崇阳刚气质和父权的社会里，男同志常常遭遇激烈、直接的暴力伤害，就像最近德国足球裁判帕斯卡尔·凯泽的遭遇，他向男友求婚不久，住址被暴露，并受到人身攻击，这样的冲突会激发更多表达的可能、引发更多关注。相比之下，女性表达面临的困难是更不被看见的。在电影领域，男女从业者数量不对等，女性电影人的项目拿到投资相对较难，如果项目还是LGBTQ+题材，更是难上加难。女性酷儿电影数量太少了，也无法得到和男性酷儿作品一样平等的对待。
无论周美玲、黄惠侦，还是后来的相梓，都尚未能发展出更成熟的电影作品，这是一个遗憾的现实。
1996年，《赛璐珞壁橱》获得泰迪奖最佳纪录片，它详细梳理了百年好莱坞的同志影像。历史上，电影对酷儿的抹除和错解之久，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在“海斯法典”实施期间，酷儿情节和角色被删除，人们想出了更多办法来间接地表达自己，这也塑造了酷儿观众的心理期待。身为男同志的《西区故事》编剧亚瑟·劳伦茨说，“性少数观众极其渴望从电影里解读出什么，所有少数族群都是带着某种期望来看电影的，他们希望看到想看的东西。”
《赛璐珞壁橱》，1995
由于表达的长期空缺，华人观众有着不同的经历。在2025年NOWNESS天才发现计划短片展中，作为独立评审团成员，关锦鹏在闭幕对话中分享了他观看张彻电影的体验，“如果我是同志，看到两个男性的情义，会有一点点过分的想法。在张彻电影里，从来没有一个男性角色对另一个男性角色说‘我爱你’，但那种安慰、陪伴，让我觉得比很多异性恋故事更好看。”张彻所展现的男性情义，与好莱坞电影对同志情愫的间接表达并不相同，它更像是一种情感投射的替代品。相似的替代品贯穿了很多同志的成长过程，它可以是内裤包装上的模特，也可以是贾琏这样的文学形象。
在百年间，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影响人们看待酷儿的方式，也影响酷儿看待自身的方式。泰迪奖的意义，便是让酷儿的身份被呈现，让酷儿情感的表达不再间接，也不再被替代。酷儿为何存在，是一个存在主义之问，很难有明确答案，但电影可以探索更多。银幕上的酷儿是风向标、弄潮儿，是人类社会的隐喻，或是两性互相理解的纽带，酷儿感受到的束缚，是社会不合理的部分，这些部分往往也束缚着所有人。
这些年，柏林电影节的选片理念越来越保守，电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正在遭遇危机，世界的冲突日益尖锐，新的愁云再次飘荡在房间之外。但我乐观地相信，一个进入不惑之年的电影奖，会有足够的智慧，陪着酷儿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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