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杨广天性聪敏，容貌英俊，文采出众，开皇元年（581年）被册立为晋王，可见其能力出众。隋炀帝杨广生于569年，自幼接受佛教熏陶与骑射训练，兼具文武的能力。公元604年，隋文帝死后，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的杨广顺利登基。他与父亲隋文帝的统治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隋文帝晚年关闭全国学校，视儒学无用，而杨广大力扶持儒学，推动文化复兴。初期，他迅速清除父亲旧部，如排挤权臣杨素（606年病逝）、处死高颖、贺若弼和薛道衡等北方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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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清洗，标志着隋朝权力结构从关陇军事贵族向南方士人集团的转移。至607年，杨广确立以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虞世基为核心的“五贵”决策圈，其中虞世基、裴蕴等南方人占据主导，虞世基更因“日且百纸，无所遗谬”的高效处理政务，成炀帝最信任的幕僚。隋炀帝统治时期，隋朝国力达到顶峰。隋文帝积累的财富在炀帝时代充分释放：长安、洛阳等地仓库储粮达千万石，布数千万匹，足以支撑朝廷五六十年之用。

长安、洛阳成为国际商业中心，长安二市、洛阳丰都市汇聚万商，市肆林立，珍奇山积，人口突破五千万，远超唐初，司马光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的治理也推动了文化融合，如营建东都洛阳，这座城位于帝国关东核心，水陆交通枢纽，既是控制广袤领土的桥头堡，也是礼仪文化中心。此后两百年，洛阳成力隋唐关东文明的轴心，日本京都的布局亦受其影响。同时，炀帝延续父亲的运河规划，以洛阳枢纽，扩展全国水运网络，贯通南北。

隋炀帝的工程壮举常被误解“为游幸江都”，实则源于巩固统一的战略需求。隋文帝已启动广通渠沟通京师与潼关，炀帝则将此扩展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体系：北至北京，南抵杭州，全长四五千里。大运河不仅强化了经济联系，使杭州从边境前哨跃升为商业重镇，更支持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炀帝本人热衷巡幸，常往来于大兴、洛阳、江都之间，甚至亲征吐谷浑、与突厥谈判。他辩解道：“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此举虽获部分大臣支持，但频繁出巡消耗巨量国力，导致行政效率下降。

隋炀帝的雄心最终因节奏过猛而崩解。他急于重现汉帝国荣光，连续发动对高句前的战争，却忽视民生承受力。大业十二年（616年），见北方乱局已成，炀帝竟弃长安、洛阳，乘船南逃江都。两年后，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利用关中士兵思归情绪发动江都兵变，弒杀炀帝。其一，施政过于激进，如雁门围困后承诺“不再征高句丽”，旋卽反悔，致“言其诈众，朝野离心”。其二，南方政策引发北方军事贵族强烈反弹，杨玄感叛乱后，裴蕴等残酷牵连贵族，加剧统治集团分裂。其三，过度依赖工程与战争，使“天下疲惫不堪”。隋炀帝常被后世误读为“荒淫昏君”，实则其政策为唐朝奠定基石。

他营建的洛阳、开凿的运河、扶持的儒学，均被唐帝国继承并发扬。虞世基、裴矩等人的贡献，虽被司马光斥力“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却客观推动了东亚文明整合。炀帝本人文学造诣深厚，与萧皇后相敬如宾，生活筒朴。其悲剧在于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化为帝国的加速器。尽管在位期间，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修隋朝大运河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营建并迁都洛阳，每月役使民工二百万人，日夜不停地施工，民工不堪忍受，有十分之四五悲惨死去，装运尸体的车辆，往来不绝，这事做的太过最终引发乱局。